北京市中科医院 http://www.yunweituan.com/m/本文为《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温馨提示：前文：“提名”、“作者”、“内容结构”、“版本”“文化”等内容较长（雷同于上一章），由于知识量比较重要，我们将在“前文”也归入本文。从下文标题“疑问品第三”正式进入内容。
作为禅宗的宗经宝典，《六祖坛经》（亦称《坛经》）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绝无仅有的一本被称作是“经”的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因为根据佛教的传统，只有记叙佛祖释迦牟尼言教的著作才能被称为“经”，佛的弟子及后代佛徒的著作只能被称为“论”。以《坛经》冠名惠能（也作慧能）的言教，足见“六祖革命”后，中国佛教的变革风习，也足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之高，惠能禅宗影响之大。
一《坛经》题名
关于《坛经》一名的缘由，“坛”原是指《坛经》的作者——禅宗六祖惠能于唐仪凤元年（）出家受戒的戒坛，此戒坛原为南北朝刘宋时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并立碑预言：“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至梁天监元年（），又有智药三藏从西竺国航海归来，带回菩提树一株种植于戒坛之畔，预言：“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法主也。”其后一如谶语所言，作为禅宗创始人的惠能于此阐扬佛法，将此“戒坛”更赋予了“法坛”的意义。惠能对当时的传统禅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其影响之深、变化之巨，致使佛教史上誉称之为“六祖革命”。由此我们可知《坛经》之名中的“坛”乃取“法坛”之意；而“经”意是由于惠能门徒“视能如佛”；惠能之法语，如同佛经，因此名为《坛经》。
二《坛经》作者
惠能（66—71），唐代人，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惠能”一名的由来，据载：惠能刚出生时，曾有二异僧造谒，专为之安名，上惠下能：“惠者，以法惠施众生；能者，能作佛事。”这预示着惠能是因弘法而来，今后必将大兴佛法、惠施众生。“惠能”亦作“慧能”，二者通用。佛教在使用上，“惠”是“施”义，“慧”则是“智”义，以“法”“惠济众生”，属“六度”中的布施，以“法”“慧施众生”，则是“六度”中的般若。
惠能俗姓卢，据大多数《坛经》本子中“本贯范阳”及《神会语录》载惠能“先祖范阳人也”可知，惠能祖籍范阳，即今河北、北京一带。父亲卢行瑫，母亲李氏。父亲原本为官，唐武德三年（）被“左降迁流岭南”而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百姓。惠能三岁时遭父丧之劫难，从此家境“艰苦贫辛”，稍长，不得不“于市卖柴”，靠每日砍柴鬻柴维持生计。虽则身处贫贱，却早早地显示出卓尔不群、异于常人的风范。《曹溪大师别传》中说他“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显示了一代弘法大师的高远超迈的宏阔气象。
关于惠能出家的典故，历来有“闻经悟道”的记载：一日，惠能市集卖柴，偶听一客诵读《金刚经》，一闻便悟，经人指点后前往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西北）东山寺参拜五祖弘忍大师，并开宗明义声称自己远来，“惟求作佛，不求余物”，显示出不凡的根器和超越常人的智慧。受到五祖明为叱责，实为考炼的问难：“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慨然作答，深契五祖弘忍之心，认定惠能根性大利，定下传授衣钵之心念。
“得传法衣”是惠能一生重要的事件，这缘于惠能所作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比较于弘忍的上首弟子，当时已是教授师的上座神秀所作“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未见本性”的偈颂而言，前者深契心性常清净的旨趣，明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道理，令弘忍大为赞赏，是夜三更，五祖弘忍密召惠能，为其演说《金刚经》并密授衣法。由于六祖惠能的根器非凡，五祖弘忍的慧眼独具，导致了惠能成为禅宗六祖、行化曹溪、大开“东山法门”，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禅宗“南宗”，并对中国传统思想、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法衣的付予标志着尚未出家的惠能已经承继了禅宗传法衣钵，得到了禅宗宗主的地位，从而成为了第六代祖师。在广州法性寺，惠能以“风幡之议”为契机，在公众面前亮相，从此一鸣惊人，一举奠定其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
唐高宗仪凤元年（）正月十五日，惠能在法性寺正式出家受戒，时年三十九岁。印宗法师为之剃发并请律师授戒。唐玄宗先天二年（71）八月，惠能示寂于新州国恩寺，春秋七十有六。是年十一月，六祖惠能大师的遗体被弟子迎回曹溪宝林禅寺，即今天的南华禅寺，寺内六祖殿现供奉有六祖惠能肉身像。
唐宪宗于元和十一年（）下诏追谥惠能为“大鉴禅师”；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宋太宗加谥惠能为“大鉴真空禅师”；宋仁宗时，惠能又被追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后来，宋神宗又追谥惠能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
惠能在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起到里程碑的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三《坛经》与中国文化
“《坛经》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换期，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的本质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一份奇特的生命智慧”。确实，作为禅宗的宗经宝典的《坛经》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佛教发展内部而言，首先惠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引发了“六祖革命”，而产生的禅宗经过发展和壮大，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其次，《坛经》的思想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架构也影响重大，包括了把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把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把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把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把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即世间求解脱。
《坛经》中强调在世间求解脱的主张引发了传统佛教的人间化、生活化，并将世间法和佛法相结合、相统一。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正是遥接了这一主导思想顺势而起的。“人间佛教”即主张做人即是作佛，世间法皆是佛法，这正是与《坛经》思想相契合的，也正是《坛经》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在近代的表现。
除此之外，《坛经》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坛经》是中国佛学儒学化的代表作，它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将印度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如来等原本具有抽象本体性质的真心转变为众生当下鲜活的现实人心，建立了一个以当前现实人心为基础的心性本体论体系。《坛经》的心性论思想表明了惠能禅宗强调本自清净的自心圆满具足，其最终落实点是在自我的心性上，《坛经》中的心性问题直接导引了宋明理学的开端，启发了宋明儒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促使儒家学说在宋明时期的自我转化和自我突破，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出现一次重大转折。
在中国文化艺术方面，《坛经》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所以特别注重“意境”、“气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受佛教注重“顿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诗与禅都重视内心体验，重视启示与象征，都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另外，从历史来看，自唐代禅宗确立之后，禅就在诗歌创作中，在士人的心灵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书法可以说是中国人从最高境界落实到人伦日用、从抽象思维回归到形象世界的最直接途径和第一手段。禅与书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是一种体用关系：禅为书之体，是书法的创作源泉；书为禅之用，是禅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之一，二者的关系非常紧密。其实禅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向度的，有禅僧写书者，有书家习禅者；有艺术流派对禅宗形式上的借用和模仿，也有在书法创作品评上，与禅的审美意境和审美追求内在同构和互通，更有将禅定之意作为书家确立的书法创作心态和创作要旨。
禅宗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对中国绘画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画家常运用这样禅意的思维方式于绘画创作。另外，就绘画史而言，自唐代始，即有王维开创的文人画，王维本人潜心向佛并进一步以佛理禅趣入画，开创了中国禅意画之先河。到了明代，禅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形式上最直接的影响，其结果就是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他倡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绘画流派说。这一明显受禅宗南北宗之划分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为中国书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是一个注重形象宣传和教化功能的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为了进一步弘扬佛法，传播教义，与中国的文化艺术相结合，共同创生了宏大绚烂的佛教艺术文化。这一创造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艺术进行渗透、影响和改变的过程。
疑问品第三
本品通过韦刺史的疑问，阐述了何为“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等，指明了怀有世俗功利目的的行为和举措，即使规模再大，也非解脱层面的真功德，而是一种执著攀缘的求福行为。“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针对韦刺史对于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疑问，惠能大师反问其“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强调心中自有净土，心净则佛土净。接着通过譬喻和进一步的解说使得众生体悟到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成佛的唯一方法就是见性，念念见性则西方就在眼前。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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