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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我在奥地利大使任上亲历柏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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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10日,许多西柏林市民爬上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墙。图/视觉中国

文/杨成绪

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2个月零27天的柏林墙,以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的方式宣布开放。

从柏林墙倒塌到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只用了短短三百多天时间。德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和平的方式走向统一的第一个国家。

我从中学开始学德文,解放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德国文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国驻西德使馆、东德使馆和讲德语的奥地利使馆工作了近15年。柏林墙倒塌后,为研究德国统一问题,我奉国务院之命,率调研小组前往两德考察。可以说,德国的分裂和统一、柏林墙的修建和倒塌,与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着扯不断的不解之缘。

初见柏林

年,东德**领导人、德国统一社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出席中共八大,会后偕夫人到上海和杭州参观访问。当时我在上海外事处工作,奉命为他担任翻译。

谨言慎行的乌布利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中国当时的内外*策多少有些保留。在上海,他参观申新九厂时,这家工厂的资本家介绍说,他们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提出的公私合营主张,经过国家批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乌布利希在听取介绍时,低声对我说:“不要相信资本家说的这套话。”当时,陪同参观的中国驻东德大使曾涌泉以为乌布利希想要讲话,趋前问他,乌布利希表示不想讲话。随后他悄悄对我说:“这只是对你说的。”

年10月,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是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出席东柏林国际摄影家大会,为他当翻译。初次走进异国,年轻的我带着好奇心观察着一切。

在柏林市,坐汽车游览市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北京现代化多了,房屋整洁,几乎见不到贫民居住的地方。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国营百货大楼里的商品看起来比我们国家的质量要好很多。中国人最乐意购买照相机、缝纫机和家用刀具等商品。

我们沿着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朝着勃兰登堡门走去。过了勃兰登堡大门就是西柏林。我们小心地注意着,不要漫不经心走进了西柏林。

当时,东德和西德的人们未经许可不能相互往来,但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柏林出去,在西德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随着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趋扩大,逃往西德的东德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到60年代有万东德人通过东西柏林通道逃亡西德。

正是这位乌布利希,年决定修建柏林墙。

经过周密的筹划,东德*府在年8月13日一夜之间,修建起了长达一百余公里、上面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混凝土墙——柏林墙。柏林墙的修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历史标志。

这期间,东德*府除了修建柏林墙、防止东德居民逃亡外,还规定出国旅游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

在西德大使馆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日趋加剧,一向支持苏联的东德和我国的关系也日趋疏远。而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和西方关系缓和。年,中国与西德建交。

年初,我被调往中国驻西德使馆工作。

初到西德,东西德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深度冲击,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从北京出发,直飞西德。是日天气晴朗,飞机在法兰克福徐徐下降。通过机舱窗口,我看到这座城市周边小市镇星罗棋布,一座座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中。

当时西德首都波恩只是一座人口三十余万的小城市。中国大使馆就设于波恩近郊的小村子中。

我经常在使馆周边散步,和村子里的居民交谈。他们大部分是工人、职员等中下层老百姓。有位小职员时而请我到他家小坐,喝咖啡,聊天。我了解到,战后初期西德老百姓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经过近30年的建设,当时西德已发展成繁荣强盛的西方工业大国。

在西德大使馆工作的8年间,我亲眼见到普通百姓在这里置地、建房,看着他们的房子“长”起来。西德人的习惯做法是,先盖起一层楼,有钱了再加盖一层。典型的西德民居是一栋整洁的小楼,带一座有树木和小片草坪的小院子。这几乎是西德老百姓的“德国梦”。

我到西德半年后,年7月,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患中风去世。

乌布利希年5月辞去德国统一社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只担任主席这一名誉职务。埃里希·昂纳克成为乌布利希的继任者。

我在波恩工作期间,经常有机会到东柏林出差,要出入东西柏林的边防站。入夜后,西柏林灯火辉煌,商业大街上人群熙攘;与之相比,东柏林的灯火就暗淡多了。

东西德在建国之初,实力对比即已十分悬殊。30年来,西德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面对美日英法等国的强劲挑战,经济富有活力;而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属工业强国,产品一向不愁销路,因而也没有革新的压力。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到西柏林时,印象颇深的是大众汽车的广告,推销甲壳虫小轿车,说是最后一批。那些年,西德大众、奔驰、宝马三大汽车公司不断推出新型轿车,而东德自建国后一直生产“特拉邦”小轿车,直到两德统一前再也没有新产品。

柏林墙倒塌前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西德大使馆调回外交部,担任西欧司德国处处长。年又调到东德,担任公使衔参赞。年,我调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年5月3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7月28日,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久洛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阿洛依斯·莫克在世人注视下,象征性地剪断了铁丝网,宣布从此两国边境开放。当时,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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