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斯尔森最初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找到德国国家歌剧院（德国歌剧院演出公司，这是唯一能与俄国国家歌剧院一争高下的歌剧院）的几千套演出服装。这些服装被纳粹分子完好地保存在柏林市郊美国占领区内一个盐矿下面。这是一个阴雨凄苦的日子。乔斯尔森同纳勃科夫一道出发去寻找这些演出服装。在他们赶回柏林的路上，乔斯尔森的吉普车走在纳勃科夫征用的奔驰轿车前面，在高速行驶中撞上了苏联人设置的路障。乔斯尔森昏迷不醒，身上多处创伤，医院急救。几个苏联女*医为他缝合了伤口。当他稍稍好转之后，就被送回他在美占区的营舍，他在那里与一个名叫彼得·范艾克（PetervanEyck）的渴望成名的演员住在一起。如果那天没有苏联*医为他治疗护理，乔斯尔森可能活不到今天，当然也不会成为佳吉列夫式的美国反苏文化宣传运动的人物。苏联人救活的这个人，在后来的20年中要做许多事情来破坏他们在文化上称霸的意图。
年，苏联设在柏林菩提树下（UnterdenLinden）大街的文化会堂隆重揭幕，这无异于发射了另一枚重磅炸弹。这一别开生面的举措使一位英国文化事务官员惊叹不已，他带着艳羡的口气报告说，“这个机构超过了其他盟国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一点小小的作为与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它装饰豪华，家具质地优良，不少是属于古玩级的，每个房间满铺地毯，灯光异彩缤纷，室内温度达到让人感到热的程度，一切都是新油漆的……俄国人几乎征用了一切他们想拥有的东西……里面设有酒吧和吸烟室……真叫人流连忘返。厚软的地毯，枝形水晶吊灯，其奢豪不亚于瑞士人开的里兹大饭店……（这真是一个）精美绝伦的文化机构。它面向广大群众开放，打破了这里许多人认为俄国人不文明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说，苏联人新近大胆的创举确实令我们感到沮丧——我们的贡献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只有一个新闻中心，几间阅览室，就是这些阅览室也因为缺煤而行将关闭！……我们应当振作起来，采取同样大胆的行动，把英国的成就也在柏林展示出来。”
正当英国人办的阅览室缺煤取暖时，美国已经鼓起勇气开办了“美国会堂”，向苏联人发起反击了。作为一个“美国文化据点”，这个机构在寒冷的气候中提供了舒适的阅览室，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报告会和艺术展览，“一切活动的首要重点就是宣传美国”。教育与文化关系处主任向美国会堂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出瓦砾》的演讲，强调他们肩负着历史性的使命：“至今很少有人有此殊荣来担当如此重要、如此富有挑战性的使命。你们被挑选出来，来改变这个被打败、被征服、被占领的德国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方向，这条艰难的道路上满布陷阱，为此你们应当感到光荣。”但是他又提到，“尽管美国在文化领域已经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是德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不都了解这一点。我们的文化被认为是物质主义，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拥有的是技术，是思想，而你们拥有的只是金钱。’”
美国这个国家，普遍被认为是一片文化荒漠，美国人则是一批嚼口香糖，开雪佛兰车，被杜邦包装起来的市侩。这主要是俄国人宣传的结果。美国会堂做了许多工作来扭转人们对美国持有的固有负面观点。一位美国会堂热心的管理人员写道：“毫无疑问，从美国运来的印刷品……给德国某些圈子里的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代这样的人群一直以为美国在文化上是落后的，他们只看到一些局部，就此否定了整体。”一些历史造成的“有关美国文化落后的陈词滥调”，通过“读好书计划”已经没有市场了，这些圈子里的人曾经相信过这类诬蔑之词，据说，这些人已经“悄悄地表示美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则较难消除。一位在美国会堂演讲的人谈到“今天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听讲者向他提出了问题，“其中有些就不是善意的”。演讲者与提问者进行了交锋。提问者可能是共产*人，也可能并不是共产*人。幸亏组织者在讲演后安排了“黑人演唱四重唱节目。这些黑人在会堂正常关门时间之后还唱了很久。当时的气氛如此融洽，以致后来决定邀请这个黑人演唱组再举行一次演出”。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是苏联可资利用的一个大题目，这个问题使许多欧洲人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实现它将给世界带来民主的许诺。由此推断，把非洲裔的美国人出口到欧洲，让他们在那里演出，可以化解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看法。年3月，美国*事占领*府的一份报告透露了“让美国顶级黑人歌唱家到德国举行音乐会”的计划，“玛丽安·安德森（MarianAnderson）或多萝西·梅诺（DorothyMaynor）在德国听众面前亮相具有重大意义”。推销美国黑人艺术家成为美国冷战斗士们的紧急首要任务。
美国对苏联文化攻击进行的反击加快了步伐。当时，美国的成就一股脑地运往欧洲，在柏林展示出来。从美国最崇高的艺术院校如朱利亚德（Juilliard）、柯蒂斯（Curtis）、伊斯特曼（Eastman）和皮博迪（Peabody）请来了歌剧新秀。*事占领*府接管了18个德国交响乐团，歌剧院也不少于此数。当时许多当地的作曲家遭禁，对美国作曲家的市场需求大大增加，派上了大用场。塞缪尔·巴（SamuelBarber）、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埃利奥特·卡特（ElliottCarter）、艾伦·考普兰（AaronCopland）、乔治·格什温（GeorgeGershwin）、贾恩·卡罗·米诺蒂（GianCarloMinotti）、弗吉尔·汤姆森（VirgilThomson）以及其他许多美国作曲家的新作都由*府出资在欧洲举行首演。
经与美国的大专院校的教师、剧作家和导演商议后，制定了庞大的戏剧演出计划。莉莲·赫尔曼（LillianHellman）、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桑顿·怀尔德（ThorntonWilder）、坦内西·威廉姆斯（TennesseeWilliams）、威廉·萨罗扬（WilliamSaroyan）、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Odets）以及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的剧作都拿出来上演，天花板上还挂着冰柱的寒冷刺骨的剧院里坐满了热情的观众。美国有关当局遵照席勒关于戏剧要“陶冶精神”的原则，设计了一个有针对性的精神教育剧目单。于是在“自由、民主”的主题下，上演了易卜生的《彼尔·英特》、萧伯纳的《魔*的信徒》和罗伯特·舍伍德（RobertSherwood）的《亚伯·林肯在伊林诺伊》。福斯特（Forster）、歌德（Goethe）、斯特林伯格（Strindberg）的作品则是表现“信念的力量”。高尔基的《在底层》和弗兰兹·格里尔帕策（FranzGrillparzer）的《金羊毛》（又译为《美狄亚》）的教育意义则是为了宣扬“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下，上演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吕西斯特拉忒》，R.C.谢里夫（Sherriff）的《旅程的终点》，桑顿·怀尔德的《千钧一发》和约翰·赫西（JohnHersey）的《给阿达诺镇的钟》。关于“腐败与正义”的主题，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博马舍（Beaumarchais）的《费加罗的婚礼》以及易卜生的大部分剧作。其他主题还有“犯罪将自食其果”“道德、品味和举止”“追求幸福”直到比较阴暗的主题“揭露纳粹主义”。“对于德国人目前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相宜”的是一切鼓吹盲从和听任命运摆布的剧作，因为这只能导致毁灭和自我毁灭，比如希腊的经典剧作。列入黑名单的还有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和《科里奥拉努斯》（美化独裁统治）、普林兹·冯·洪堡（PrinzVonHomburg）和克莱斯特（Kleist）的作品（宣扬沙文主义）、托尔斯泰的《行尸走肉》（对社会的正直批评会导致与世隔离）、所有汉姆生（Hamsun）的作品（露骨地宣扬纳粹思想）以及所有投入纳粹主义怀抱并为之服务的剧作家作品。
迪斯雷里对书籍的力量十分敬畏，他在一项禁令中曾写道：“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基于同样的认识，美国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图书出版计划，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德国读者介绍美国。美国*事占领*府求助于商业出版公司，以确保“普通书籍”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这类所谓的普通书籍被认为“比*府资助出版的书籍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因为它们不带有宣传色彩”。但是这些书籍又确实是用于宣传目的的。仅美国*事占领*府心理战处委托翻译的作品就达数百种之多，从霍华德·法斯特（HowardFast）的《公民潘恩》到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Jr.）的《新*在行动中》，直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美国的人体艺术》，此外还有专门为“最易受感化年龄的儿童”准备的德文版读物，如纳撒尼尔·霍索恩（NathanielHowthome）的《奇妙的故事》、马克·吐温（MarkTwain）的《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的朝廷上》以及劳拉·英戈尔斯（LauraIngalles）的《草原上的小镇》。
在战后的德国及其他被占领土上，美国人的声誉从出版计划中得益匪浅，美国文化受到的赞许扶摇直上。这都要归功于发行了一系列的图书，如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Alcott）、赛珍珠（PearlBuck）、雅克·巴曾（JacquesBarzen）、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威拉·卡瑟（WillaCather）、诺曼·卡曾斯（NormanCousins）、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埃伦·格拉斯哥（EllenGlasgow）、厄内斯特·海明威、F.O.马西森（Matthiessen）、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卡尔·桑德伯格（CarlSandburg）、詹姆斯·瑟伯（JamesThurber）、伊迪丝·沃顿（EdithWharton）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Wolfe）等人的作品。
凡是作为明确的“反共计划”一个组成部分的欧洲作家，也都被推荐给读者，“任何对苏联外交*策的批评，任何对以*权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只要我们认为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而且又合时宜，都是适宜的读物。”符合上述标准的有：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的《从苏联归来》。这部著作叙述了作者本人如何从亲身经历中产生了对苏联的幻灭；还有亚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和《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伊格纳齐奥·西洛尼（Igonaziosilone）的《面包与酒》。这里凯斯特勒和西洛尼在美国的庇护下第一次亮相，此后两人还一再露面。有些书则未获准出版。最早被枪毙的一本书是约翰·福斯特·杜勒（JohnFosterDulles）的《俄国和美国：两个热爱和平的近邻》，此书被认为在这个时候出版是不合时宜的。
在艺术方面，莫霍伊-纳吉的夫人为德国听众做了演讲，介绍她已故的丈夫莫霍伊-纳吉的作品以及设于芝加哥的新包豪斯学校令人振奋的发展方向。一位持相同观点的记者这样写道，她的演讲“为纠正我们对美国文化艺术不全面的认识提供了大量情况，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抽象派绘画”藏品展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是纽约画派，或称之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首次由*府赞助公开展出。观众一方面对这些抽象派艺术作品感到新奇和惊异，同时也从论述“现代艺术的基本思想”的讲演中获益良多，他们通过作品和演讲了解到现代艺术纯熟地利用人们熟知的中世纪绘画来表明“艺术的抽象表现是可能的”。
纳粹时期那些毫无生命力的展览，以及纳粹上台后许多艺术家亡命美国的痛苦经历，都表明，欧洲文化已经被法西斯浪潮的肆虐击成碎片，最终被冲刷到新的拜占庭帝国、也就是美国的海岸上去了。据报道，有一天晚上，一位演讲者在露天“为那些曾经历纽伦堡群众集会的听众大讲交响音乐，听众人数之多，可与到体育场观看难得一逢的体育比赛的人数相比。”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收到最佳效果，在德国发行埃勒里·奎因的《探案杂志》德文版就使迈克尔·乔斯尔森这样的人有冷水浇头之感。本以为耶鲁大学的格利合唱俱乐部（TheYaleGleeClub）一定会证明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列入艺术教育“极为重要，这是一服解*剂，可以解集体主义的*素”。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一开始在达姆斯塔德学院行不通。美国*事占领*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意，在达姆斯塔德学院举办“暑期新音乐课程”，结果，在新音乐问题上观点分歧，其激烈程度几乎导致暴乱，形成了公开的对抗。一份官方的评价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普遍认为激进的新音乐大都一文不值，最好不要演奏，并对过分强调十二音音乐表示遗憾。一位评论家把这种音乐称之为‘业余音乐的胜利’……只有法国学生与众不同。他们势利地不懂装懂，而他们的老师莱博维茨（Leibowitz）更表示，他认为只有最激进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对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公开表示鄙视。他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们，学生于是就仿效他们的老师。这里普遍认为明年的课程必须改变方向，使之能为广大学生所接受。”不言而喻，达姆斯塔德学院在今后的几年中将成为音乐的先进试验田。
但是，这些交响音乐会、戏剧和展览都掩盖不住年漫长的寒冬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欧洲正在走向崩溃。黑市猖獗，社会动荡，罢工频频发生（大多数是共产*控制的工会组织的），这一切带来的匮乏和贫困绝不逊于最阴暗的战争年代。在德国，金钱失去了价值，买不到药品和衣服；一家一家的人还住在地下掩体里，没有水，没有电灯；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为了换来一块巧克力就可以同美国大兵做性交易。年6月5日，战时美*参谋长、现任杜鲁门*府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将*宣布了一项应付这一危机的计划。那一天是哈佛大学第届学位授予典礼。马歇尔将*在典礼上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这次讲话可被视为战后欧洲命运转变的催化剂。参加这天典礼的还有原子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Oppenheimer）、美*在西欧开始反攻的指挥官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Bradley）以及T.S.艾略特。这三个人都将与马歇尔一道接受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马歇尔在讲话中警告说，“全世界（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正处于紧要关头”，他要求“新世界”当仁不让地采取应急措施，向“旧世界”提供贷款和大规模的物质援助，以防止旧世界的崩溃。“现在形势普遍不稳。整个欧洲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自由人类和自由文明的利益背道而驰。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改变欧洲目前的状况。”马歇尔宣告，“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财力物力，紧张的经济形势，激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和普遍的*治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坚信并继承的西方文明的历史基础将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那种东西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暴*统治。我们进行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德国摧毁这种暴*统治。”
当马歇尔将*说这番话时，他的目光扫过那些集合在春日阳光下青年学生的脸庞，他看到像约翰·克劳·兰塞姆这样的年轻人，“这些哈佛大学的年轻学士们，就像一把把火炬，即将分散开去，像一些没有目标的火把，渐渐地熄灭，让人感到可悲可叹。”他决定在哈佛大学而不是在某种*府的讲坛上发表演说并非偶然，他是有着深刻用意的。正是这些人应该认识到“天降大任”于美国，正是这批精英分子要担负起一项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全世界团结在共产主义企图湮没的价值观周围。后来大家都看到，执行并完成马歇尔计划的就是这批人。
几个月之前，杜鲁门总统号召（美国人）武装起来，这一思想很快就被冠以“杜鲁门主义”的称号。马歇尔的讲话就是要强化这一思想。年，希腊存在着共产*接管*权的危险，是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讲话，他用《圣经》启示录的语言，呼吁一个美国进行干预的时代的到来：“在世界历史行进到当前这个时刻，几乎每个民族都必须对其生活方式作出抉择。这种选择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另一种则是以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我认为，美国的外交*策必须支持自由的民族起来反抗握有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力量逼迫他们俯首听命。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自由的民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的前途。”
在杜鲁门讲话后，国务卿艾奇逊（D.Acheson）对议员们说：“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史无前例的。自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权力两极化，而且这两个大国还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为杜鲁门起草向国会的呼吁书的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Jones）完全懂得总统以下这句话的重大影响：“一切采取果断行动的障碍已经消除。”在*策制定者听来，他们会理解为“已经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而他们则是一批得天独厚的人，他们即将参与一场即使在一个伟大国家的悠久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的戏剧。”杜鲁门的讲话加强了美国在战后应起伟大作用的使命感。这是马歇尔讲话的基调，虽然他的讲话不像杜鲁门讲话那样具有露骨的反共色彩。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了既有经济援助又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使命的一揽子计划，这就给人们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西欧的未来（如果西欧还有未来的话），现在只能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6月17日，苏联《真理报》抨击马歇尔的建议，说他的建议只不过“是杜鲁门主义的延伸，即试图以金钱来施加压力，干涉他国的内*。”虽然美国邀请苏联参加全欧复兴计划，乔治·坎南（GeorgeKennan）却说这一邀请“毫无诚意，原本就准备让苏联人拒绝的”。果然不出所料，苏联拒绝参与。尽管苏联的反对理由可能言过其实，不过他们看到在人道主义的意图背后暗藏着不太明显的*治意图还是正确的。此项计划远非打算与苏联合作，相反，它的出笼倒是想在苏联和它的附庸国之间打进一根楔子，其基本框架就是冷战。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丹尼斯·费兹杰拉尔德（DennisFitzgerald）后来写道：“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我们不让共产*插手这些地方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对这些难以预料的因素没有充分的认识，共产主义者就会利用这种局面来扩大他们的利益。”这项计划的“副导演”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Bissel）同意这一观点，他说：“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我们也已经十分清楚，马歇尔计划从来就不是完全利他性质的。我们希望，加强作为大西洋联盟成员国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能使他们负起防务责任，以支持冷战。”其实美国还希望这些国家承担一些其他的责任，为此目的，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很快就被用来支持西方打一场文化战。
年10月5日，共产*情报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会议。
共产*情报局是上一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的。这个机构是斯大林进行*治战的行动大本营，以此来取代原来的共产国际。贝尔格莱德会议被用来向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公开提出挑战，指责两者都是“富有侵略性”的计谋，目的是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妄想”。斯大林残酷无情的文化*策的设计师日丹诺夫（Zhdanov）告诫西欧共产*人说，“如果他们有意负起领导责任，领导那些愿意保卫自己国家的荣誉和独立的力量，来同企图从经济上和*治上压服他们的国家作斗争，那么，任何企图压服欧洲的图谋就都不能得逞。”同马歇尔选择美国知识界的中心来发表讲话一样，日丹诺夫也号召全世界的知识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挥动他们手中的笔杆子，用墨水来反对美国霸权。“（欧洲的）共产*在知识界开展工作，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在这些国家里，科学、艺术、文学各界的优秀分子是属于共产*的。他们正在知识分子中带头推进进步斗争运动，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和不懈的斗争，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来。这就是证明。”
那个月内稍晚些时候，共产*情报局的意识形态突击队聚集在东柏林坎默斯皮尔剧院举行的作家大会上。当辩论（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辩论）正在进行之中，一个蓄着列宁式外翘胡须的美国青年跃上讲台，一把抓过麦克风，用一口纯正的德语，一口气足足讲了35分钟。他赞扬那些敢于说话、反对希特勒的作家，同时又揭露说，纳粹*权和新出现的共产主义警察国家不过是一丘之貉。他打断了会议的正常进程，抨击共产主义宣传，要不是疯子就是此人有着大无畏的勇气，要不两者兼而有之。这是梅尔文·拉斯基（MelvinLarsky）登场了。
梅尔文·拉斯基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祖父是讲依地语*的犹太人。梅尔文成长于祖父时运不济的年代。他的祖父蓄须，博学，他用犹太传说的章句培养梅尔文。拉斯基是纽约市立大学最聪慧的毕业生之一，在大学时代就善于思考，在辩论中显现出他是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分子。他以同别人发生思想冲突为乐事，偶尔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毕业后他加入了公务员的行列，担任自由女神像景点的导游，后来又为索尔·莱维塔斯（SolLevitas）主办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新领袖》杂志工作。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以战争史学家的身份在驻法国和德国的美*第七*服役。嗣后在柏林退役，成为一名德国记者，同时还为《新领袖》（NewLeader）和《*派评论》**工作。
拉斯基身材矮小粗壮，所以就老喜欢把两膀往后拉抻，挺起胸脯，就像要跟人打架似的。他长着一双东方人的眼睛，还老用一种恶*的目光斜着眼看人。他始终也改不了市立学院粗鲁环境中带来的恶俗举止。至于他的反共立场，可以用他对别人的说法，是“直布罗陀海峡中的一块礁石”——坚定不移。在冷战的文化战场上，一路厮杀过去，既凶狠又坚韧不拔，拉斯基必定会成为一员不可忽视的骁将。在东德作家大会上发表爆炸性的抗议，为他赢得了“柏林冷战之父”的称号。他的行动甚至使美国当局也感到不安，威胁说要把他撵走。他的上司如此胆小怕事令他沮丧。他打了个比喻，说“柏林就像美国19世纪的边境小镇，前面就是印第安人，你必须时刻不离来复枪，否则你就要脑袋搬家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边境小镇上满是印第安武装分子……在这里却很少有人有这个胆子，如果这里真有人敢拿起枪，他们连朝谁开火都弄不清。”
但是拉斯基与这个小镇的治安官熟识，他不但没有离开小镇远走他乡，反倒受到*事占领*府卢修斯·克莱（LuciusClay）将*的庇护。拉斯基向他抗议说，现在苏联的谎言已经以闪电的速度在全世界散布开了，但真相却还在为自己穿靴子，一步也没有迈出门去。年12月7日，他向克莱将*的办公室呈递了一份用词激烈的文件，陈述自己的观点，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美国的宣传工作。这份文件被称为“梅尔文·拉斯基建议”，这是一张拉斯基为个人从事文化冷战设计的蓝图。他宣称，“和平与国际合作蒙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一场蓄谋的反美*治战已经准备就绪并正在进行之中，最活跃的场所莫过于德国了。历史悠久的反美、反民主公式（原文如此）一直在哺育着几代欧洲人，而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机器将其发展到了顶峰，现在又要启用了。具体说，就是指责美国在经济上自私自利（山姆大叔无异于夏洛克），*治上极为反动（如‘受资本家雇用的报纸’等等），文化上缺乏教养（‘狂躁的爵士乐和摇摆舞’，广播电台充满了商业广告，好莱坞电影‘无聊低俗’‘充满了肉感女人和大腿舞’），道德上虚伪（黑人问题、南部的佃农和流动雇农），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拉斯基继续用不寻常的语言来界定这一挑战：“美国长期以来遵奉的格言是‘为他人照亮，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道路’，这种想法夸大了德国（以及欧洲）不费力气就可自行转变的可能性……指望通过传播现代科学医药知识就能让原始野蛮人不再迷信神秘的草药是愚蠢的……对于各种因素，如*治、心理、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反对美国的外交*策，我们的斗争未见成效，尤其是对付破坏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取得成功所进行的斗争无所建树。”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拉斯基迫不及待地接着往下说，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地”说出真相，真理在手就会有勇气“参与到比赛中去”，而不要“做一个高傲的旁观者”。他警告说，“冷战的主体就在文化领域，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在这个领域里，美国有一个重大的漏洞，美国外交*策的敌人正在利用这个漏洞大捞好处……这个漏洞……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
拉斯基提到的这个“确实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的漏洞，指的是美国未能将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阶级争取到美国这一边来，而从长远看，将来在精神上和*治上领导社会的就是这批精英人物。他强调，出版一本新的刊物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这本刊物一方面既能在德国和欧洲的思想界起着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显示在美国民主制度下进步的文化也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文学、艺术、哲学以及其他一切文化领域中，美国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文化是欧洲的自由传统和美国的自由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两天后，拉斯基又提交了一份《关于出版〈美国评论〉（AmericanReview）的意见书》，说明这本刊物的宗旨是“支持美国对德*策和对欧洲*策的总体目标，其方式是形象地向读者阐明美国的理念，以及其精神活动、文化和思想方面取得成就的背景，而这些正是美国民主制度获得启示的源泉。”他认为，这本刊物要显示“在新旧两个世界共同的人类精神各个方面，美国和美国人都已取得全面的胜利……我们要把德国知识界大部分人从共产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这是我们认真地花费力气做这件事的第一步。”
结果就是出版了《月刊》（DerMonat），每月一期，其宗旨就是要在德国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正如拉斯基明确表达的，通过“对美国的对德*策和对欧洲*策总体目标的支持”，为美国外交*策利益打开一条顺畅的通道。这本刊物在克莱将*的支持下，于年10月1日组建起来了，主编就是拉斯基。该刊最初在慕尼黑印刷，由盟*的运输机空运柏林。当时柏林还处于封锁之下，这个城市的运输全靠盟*的运输机。《月刊》的经费先是来自马歇尔计划的“秘密经费”，后来则取自中央情报局的金库，再后来又用福特基金会的钱，最后又回到由中央情报局资助。仅从其经费来源看，这本刊物纯粹是美国的文化领域冷战战略的产物，而且堪称典型。
该刊的信念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能够把战后世界从自我消亡中拯救出来。这一信念再加上与美国*事占领*府的从属关系，就把拉斯基、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联结在一起了。过了不久，让·科克托（JeanCocteau）就向美国提出了告诫：“武器救不了你们，金钱也无法拯救你们，只有一批善于思考的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世界正在走向死亡。这是因为世界再也不会思考了，它只会花钱。”拉斯基、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同科克托一样，他们懂得仅仅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美元是不够的，经济援助必须辅以一项文化战计划。他们三人中，一个是*治上的好战分子，一个是前百货公司采购员，一个是作曲家，这个奇特的三人组合都摆好了架势，并肩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把刀的利刃，在他们的指导下，发动了冷战中最为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动之一，那就是把西方的知识界争取到美国立场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