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异类由三星堆的黄金权杖和青铜 [复制链接]

绪论

从宝墩文化到古蜀后期的“船棺葬文化”为止，长达年之久的古蜀文明发展史一直是学界各领域专家学者研究讨论的热门课题，这一时期的古蜀文明一枝独秀傲立于长江上游，不同于这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及黄河带文明的是，古蜀文明无论是从文明的发展高度、进程以及和周边甚至是中南亚近东一带的似有似无的影响来看，都是无愧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传奇”这一称号的。

一、近东对当前对古蜀文化发展影响的争议

前段时间有学者已经提出了“古代南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古蜀文明的发展之间的关联，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成都平原一带的气候优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丝织品制作加工的条件。我们汉字中的”蜀“即是代表的蚕。可见蜀国在丝织品的早期生产与贸易占有的重要地位。又如《华阳国志·蜀志》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段玉裁在《荣县志》中也说：“蜀以蚕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而这古蜀国何时开始进行丝织加工的呢？在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相关的记载或许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信息：“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在《史记·索引》里的考证中我们得知江水若水均在成都平原一带。而西陵女嫘祖则传说为四川盐亭人。《皇图要览》云：“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可见，在传说的黄帝时期四川一带即已出现了养蚕制丝的生产活动，而这一时期要早于黄河中下游的二里头文化约年左右。

那么当丝织的早期贸易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一个佐证来源与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所见的古蜀国的蜀布，还有在阿富汗亚历山大时期发现的丝织品来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古蜀国的丝织品已经开始与中亚及南亚发生了贸易活动。而这还不是最早期的证据。至少我们可以这么去设想，当在出现丝织品贸易证据之前，这一贸易应该已经存在，而这一贸易的存在也不是短短几百年就可以形成的。从三星堆二期发掘的海北来看，在四千年前左右的这一时期，古蜀国与南亚的贸易就已经开展了。而这种贸易到底在古蜀国文明的发展之中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学界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

二、古蜀国的文化分期问题

在成都平原至今存在的主要考古遗址中，部分学者把这些考古文化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文化。但与此同时的争议也是持续不断且各有道理。为此我也认为有必要拿出来谈谈。

我们从上面的三张图片可以看出，宝墩文化与与三星堆文化一期在时间上是处于同一序列的，而这一时期的两种文化在特征上也都非常相似，都是以土著文化为主导的。而金沙遗址的一期与三星堆的二期也处于同一时期，而十二桥与三星堆的二期三期及金沙遗址的二期三期也重叠。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长江及黄河带的文化变迁发展不同的是，成都古蜀文明的发展可能更具有普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某一时间段的考古遗存用文化连续的逻辑来划段。受古蜀国区域地理狭促和闭塞的影响，文化的流动性不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与外界的交流同样存在不足则是其地理交通位置的恶劣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差异性

一，青铜古树与宗教文化

三星堆的青铜古树与黄金权杖的出土可谓是轰动世界的历史学界，无数学者为之惊叹。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古蜀国文明之中有异于华夏文明的特点。而作为古蜀国宗教巫术文化代表的青铜古树则不得不细细加以研究，从而得以发现其文明源流的脉络。

在弗雷泽的《金枝》中有这样的记载：阿里起亚镇附近的树林中，都可以看到一个人手持宝剑日夜巡视着一棵大树。这棵大树被当地人奉为圣树并对守护此树的人给予最高的待遇，而当有人想获得这棵树的守护权时则必须杀死前者。

在雅利安民族中至今依然留存着对橡树神的崇拜，人们在树下祈求降雨和丰收。意大利人认为橡树是宙斯的化身，而立陶宛人则认为橡树是雄性的代表，他们同时还崇拜菩提树，认为那是雌性的象征。

我们很少发现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然有对植物崇拜现象的普遍存在。这是古蜀宗教文化中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宗教在古代很长时间是与统治阶层在维系其权利结构时必然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所熟知的一个概念是欧洲的早期文明来源于近东，从古蜀国的宗教文化来看，似乎他的早期与近东文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古蜀国的社会结构在这一时期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黄金权杖的意义。

二，黄金权杖与社会结构

黄金权杖可以看做是当时古蜀文化在社会世俗化管理中的一个标志性文物，虽然这一世俗化权力的象征更多来自于宗教的精神支撑。但在社会结构的总体上，他已经不单单是人们对精神层面上的诉求，而是一种权力的威慑。

我们现在所指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中，使用权杖作为重要的世俗与宗教管理的标志的区域依然集中在近东及地中海一带。在西方神话塑造的宙斯往往以手持权杖的形象出现。而在欧洲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权杖更是作为最高统治权的象征出现。

在仰韶文化及后来的龙山文化包括二里头文化中。权杖却很少出现。这与我前面多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有双重印证的关系。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是人类在不断改造自然与外部环境把不断斗争之后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有文明，代表着坚韧且富于创造力的文化特性。社会阶层之间相对平衡。所以华夏早期崇尚的是以武力征服为代表的尚武文化，社会各阶层将屈服于强大的武力而不是宗教的束缚。从新石器时代就不断开始且愈演愈烈的局部冲突发展到了最后以黄帝部落、炎帝部落及三苗之间的大战即可以说明。而古蜀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就是从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的优越，自然所给予的财富更能让他们安居乐业，为此，宗教必然成为世俗管理的重要手段来维系社会结构。

古蜀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联性

前文我提到了《史记》中有关黄帝与西陵女媾姻的政治联盟，虽然这可能仍然属于传说时代的一些无法证明的事实。但至少在很早以前，华夏文化圈就已经认识到了古蜀地区与中原地区存在的联系。在一些基因研究领域，把马家窑文化带的人种与古蜀文化带的人种进行分析比较，发现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似乎可以推断这两个区域的人种可能来源一个地方。

由上面两图可以看到，从三星堆二期开始，其陶器的样式与中原一带的关联性就逐渐加强。陶器做为古代社会重要的日常用品来看，其表现的艺术审美，制作工艺和功用都能说明这一文化的重要特性。而三星堆二期与大汶口文化后期及龙山文化在时间段上相差不大，可见这两个区域应该存在一定的交互。但这种交互又与华夏带文化的传承融合不同，他们之间的底部文化属性存在根本差异。这就是我上文所说的世俗社会和宗教文化上的差异。

从一些古代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对比华夏文化的强弱程度上来看，古蜀文化是处于弱势的。在与华夏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古蜀文化是无法施加其影响力的。或者说来自华夏文明的影响要超过古蜀文明对华夏的影响。但这决然不是父与子的关系，用兄弟关系来形容更为恰当一点。

古蜀文明的城市发展

毋庸置疑，古蜀文明的城市发展成就是令人惊叹的。超大规模的城池和功能齐备且布局先进的城市是远远胜过当时中原地带的。而城市的分布也非常的密集，这与当时古蜀一带优越的生存条件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与南亚中亚的密切商业往来是否也是促使其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呢？我们或许有待后期的继续考证。

古程度平原的水系发达且地势平坦，这为农耕发展及贸易往来提供了先决条件。而这一带丰厚的物产又使得其与域外的贸易发展提供了雄厚基础。在大量的考古统计中，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区域人口数量的庞大和密集。

这与我在文章《华夏史前聚落、城邦的形成探讨》中提到的城头山城址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而我也在那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当时城市文明发展的高度，可见在这一时期的古蜀文化区域内城市发展的先进性程度。而三星堆城址的面积竟然达到了万㎡。而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的都城也才达到万㎡。量变往往引起质变，或许在那个时期，古蜀国在经济发展的规模上是具有优势的，而在文化发展程度上当时的华夏文化或许与其也有一定的差距。那些精美的青铜器具、黄金制品及玉器在精美程度上完全不亚于殷商时代。

那么，为什么古成都平原上的早期城市能够发展的这么好呢？除了我上文提到的可能存在的贸易往来的话，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当地丰富的资源及优越的气候环境。

从上面两张图来看，湿润温暖的气候从年就一直覆盖着成都平原。这为农耕环境创造了极佳的外部环境。而地势平坦及水系发达的地理条件为灌溉、运输和定居提供了必备的基础。

从城址及遗址分布图和上图地势水文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中型城市往往分布在河流的两岸及海拔居中的地段。其主要原因是方便来往物资的集散和对周边耕地的集中管理。这些密布的河网枝杈能覆盖整个成都平原且互相连接。为整个平原地区的城邦形成更为统一的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先天条件。只有完成这一地区的社会统一才有可能去建造像三星堆城址一样的巨无霸城市。

结语

成都平原的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在早期阶段有着极强的关联性，而到了殷商时期开始，却越来越与中亚近东文明相似。这可能得益于贸易上的交流与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间段，古蜀国文明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随着中原一带冲突加剧和尚武精神的持续，在北方农耕区的势力发展到长城线一带之后，古蜀肥沃丰腴的农耕区也受到了威胁。而其发展的最终点是船棺葬文化，在此之后，此处完全被华夏文明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