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相对于“苏轼”来说，“苏东坡”这个名字似乎让人觉得更熟悉。而苏轼之所以变成了苏东坡，是因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才以“东坡”闻名于世。也就是那时，他的不朽词作《定风波》横空出世。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首词背后的千古冤案——乌台诗案。乌台是什么？它是御史台的俗称。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构，是御史等监察官员上班的地方。因为院内遍植柏树，成千上万的乌鸦栖息于上，所以又被称作“乌台”。乌台本是负责纠察官员的地方，在宋神宗时期，却成了苏轼最难言的痛楚。何以风波至？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发动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主题的社会变革。变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施行过程中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遭到了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王安石自然不高兴，便授意御史弹劾苏轼。苏轼于是在熙宁四年申请外调，以远离改革中心。此后的8年，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和徐州任职，政绩斐然，颇得民心。苏轼8年后，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这个时候，官员照例要写篇文章感谢皇上的任命。然而，苏轼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篇官样文章，竟会引来杀身之祸。文章中有这么一句：“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我挺笨的，不识时务，没办法和新人们共事了；我也老了，不明是非了，也就能陪小老百姓过过日子了。这不过是一般的自谦之语，然而却扎到了一帮人的痛处。原来，“新进”恰恰是新党的代称，而新党的领袖是宋神宗。新党，指的是支持变革的人。旧党，指的是反对变革的人。那时的新党，除王安石等少数人心怀社稷，其余的人不过是借着支持变革迅速攫取权力的投机分子。这些人并不关心变革本身，他们只知道，一旦旧党上台，自己可能就官位不保了。于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苏轼。为什么要选择苏轼呢？苏轼一直在外做官，并不在权力中心。而且苏轼的官位，比起司马光、欧阳修等元老重臣可低多了。然而，苏轼太能说了，虽然在外做官，但仍然不断上书提意见。司马光都三缄其口的时候，苏轼仍在呼喊，以至于司马光感叹“敢言不如苏轼”。还有，苏轼的影响力太大了。他的诗文一经发表，便风行全国，甚至连当时的辽国人都能读到他的作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新党便锁定了苏轼。监察御史何正臣指责苏轼文中那两句话，是在讽刺朝廷愚蠢不明。紧接着，他又攻击苏轼一向在诗文中发泄对变革的不满——但凡有个天灾人祸，就说是变革导致的。和何正臣一伙的御史们，也在同一天向苏轼发动进攻，最后竟然说苏轼蔑视皇上，大逆不道，非杀不可。那时，改革已经到了第10个年头，不见成效，岌岌可危。所以锐意改革的宋神宗不免有些心急气恼。于是，在御史们精心策划的挑拨之下，宋神宗终于动了怒，下令逮捕苏轼。何以风波平？幸运的是，旧党并不会眼看着苏轼受难，而是立即展开营救。驸马王诜是苏轼的密友，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派人通知了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苏辙立即派人星夜赶往湖州，好让苏轼提前做好准备。同时，逮捕苏轼的一行人，在皇甫遵的带领下，飞马奔赴湖州。苏辙派出的寻常人马，哪里能赶得上专业的监察分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皇甫遵的儿子得了急病，不得不停下来治疗。苏辙派出的人这才得以抢先到达湖州。然而苏轼并没有想到什么应对之策，只能交接工作、收拾行李。勉强忙完时，凶神恶煞般的皇甫遵一行人闯进了州府衙门。他们像抓小鸡一样，把苏轼这个风行大江南北的人物，迅速带走了。这期间苏轼的心里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几次自杀，均未成功。很快，苏轼被押入乌台大牢。紧接着，审讯开始了。审讯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轼是否在大量诗文中污蔑改革和皇帝。据苏轼的狱友出狱后回忆，审讯通宵达旦，侮辱责骂不绝于耳。数十日之后，苏轼招供了。令人费解的是，罪状几乎和当初新党弹劾他的内容一模一样。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举报人是内线，掌握了嫌疑人准确的犯罪信息；二是刑讯逼供。我们知道，新党并没有在苏轼身边安排内线。所以，苏轼这样的供词，让人不禁怀疑是否存在逼供的可能。不过与此同时，对苏轼的营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新党们顶住压力据理力争，就连一向慎言的苏辙也表示，愿意辞官不做以换取哥哥的性命。甚至连太后都说：“苏轼是当年先帝选中的宰相之才，如今却因为写诗犯了罪，莫不是被仇人陷害了吧？”宋神宗终于相信苏轼并非大逆不道之人，于是下令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就这样，在入狱多天后，苏轼捡回了一条命。但他没有想到，乌台诗案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此事之后，苏轼就成了苏东坡。苏东坡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尚有无数心酸的挣扎。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之后，苏轼的涅槃开始了。也无风雨也无晴初到黄州时，一向恣意潇洒的苏轼变得谨小慎微。因为他是以诗文获罪的，所以一时之间再也不敢拿笔。他屡次提到“自得罪，不复做诗文”，甚至见到笔墨纸砚都会心惊。弟弟苏辙曾建议他砸砚台烧纸笔，他终归是舍不得。然而，那个“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的诗文大家，甘心就此沉默吗？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苏轼选择了后者。只不过，他摒弃了诗文，选择了词。在文学创作中，词的地位一向不如诗文，被称为诗余。然而，正是因为词的地位不高，所以统治者不甚在意。正因为如此，苏轼将自己的情绪、态度、意志等统统倾泻于词中。由此，不仅成就了苏轼，也成就了宋词。按照规定，苏轼虽任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住官邸、不得拿俸禄、不得签公文，等于是一个穷困闲人。他便开始在城东的一块坡地自耕自种，自谓苏东坡。在黄州五年，苏东坡作词余首，占他一生词作的三分之一。不仅数量可观，质量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其中，有“寂寞沙洲冷”的孤寒，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热血，有“江海寄余生”的放达。但最令人瞩目的，是那首《定风波》。那一天，苏轼和友人外出归来，仆人早已拿着雨具先回去了。不想天降大雨，但很快又晴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第一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意在指出面对人生风雨，不要管它，乐乐哈哈呼啸前行就是了。这是一种反抗。上天你爱下雨就下雨，但我就不跑，就不用雨具，我哈哈笑，你能怎么着？下一句“竹杖芒鞋轻胜马”，颇有深意。此句暗指竹杖芒鞋的清贫生活，远远胜过轻裘肥马的富贵生活。这其实还是在较劲，还没有真正放下。但是到了词的下阕，“料峭春风吹酒醒”，却显示苏东坡开始从反抗和较劲中清醒。待到“回首向来萧瑟处”，苏东坡已经开始深刻反省自己了。反省之后，他终于给出了答案——也无风雨也无晴。至此，苏东坡无喜无悲，物我两忘，一切都放下了。唐代高僧神秀曾有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意思是：外界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忧愁，所以我们要经常自我调适，以达到心理平衡、心灵纯净。从修行上讲，这已经是上品。然而，他的师弟慧能却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意思是：真正成熟的人，根本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产生不良情绪和意念，自然也就无需自我调适。写《定风波》之前，苏轼遇到烦恼时，会不断自我调适，以期心理平衡。但《定风波》之后，风雨也罢，晴天也罢，他已经淡然，无需调适了。这便是由“神秀”走向了“慧能”。从此以后，苏东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无粮自种，无肴自炊，无友自寻。他终于把一个落魄文人，活成了一座文化丰碑。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定风波》。何苦寻仇觅恨，不如放达洒脱。归去也，平生从此淡然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