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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全文密集解析南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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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禅宗的宗经宝典,《六祖坛经》(亦称《坛经》)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绝无仅有的一本被称作是“经”的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因为根据佛教的传统,只有记叙佛祖释迦牟尼言教的著作才能被称为“经”,佛的弟子及后代佛徒的著作只能被称为“论”。以《坛经》冠名惠能(也作慧能)的言教,足见“六祖革命”后,中国佛教的变革风习,也足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之高,惠能禅宗影响之大。

一《坛经》题名

关于《坛经》一名的缘由,“坛”原是指《坛经》的作者——禅宗六祖惠能于唐仪凤元年()出家受戒的戒坛,此戒坛原为南北朝刘宋时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并立碑预言:“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至梁天监元年(),又有智药三藏从西竺国航海归来,带回菩提树一株种植于戒坛之畔,预言:“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法主也。”其后一如谶语所言,作为禅宗创始人的惠能于此阐扬佛法,将此“戒坛”更赋予了“法坛”的意义。惠能对当时的传统禅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其影响之深、变化之巨,致使佛教史上誉称之为“六祖革命”。由此我们可知《坛经》之名中的“坛”乃取“法坛”之意;而“经”意是由于惠能门徒“视能如佛”;惠能之法语,如同佛经,因此名为《坛经》。

二《坛经》作者

惠能(66—71),唐代人,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惠能”一名的由来,据载:惠能刚出生时,曾有二异僧造谒,专为之安名,上惠下能:“惠者,以法惠施众生;能者,能作佛事。”这预示着惠能是因弘法而来,今后必将大兴佛法、惠施众生。“惠能”亦作“慧能”,二者通用。佛教在使用上,“惠”是“施”义,“慧”则是“智”义,以“法”“惠济众生”,属“六度”中的布施,以“法”“慧施众生”,则是“六度”中的般若。

惠能俗姓卢,据大多数《坛经》本子中“本贯范阳”及《神会语录》载惠能“先祖范阳人也”可知,惠能祖籍范阳,即今河北、北京一带。父亲卢行瑫,母亲李氏。父亲原本为官,唐武德三年()被“左降迁流岭南”而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百姓。惠能三岁时遭父丧之劫难,从此家境“艰苦贫辛”,稍长,不得不“于市卖柴”,靠每日砍柴鬻柴维持生计。虽则身处贫贱,却早早地显示出卓尔不群、异于常人的风范。《曹溪大师别传》中说他“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显示了一代弘法大师的高远超迈的宏阔气象。

关于惠能出家的典故,历来有“闻经悟道”的记载:一日,惠能市集卖柴,偶听一客诵读《金刚经》,一闻便悟,经人指点后前往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西北)东山寺参拜五祖弘忍大师,并开宗明义声称自己远来,“惟求作佛,不求余物”,显示出不凡的根器和超越常人的智慧。受到五祖明为叱责,实为考炼的问难:“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慨然作答,深契五祖弘忍之心,认定惠能根性大利,定下传授衣钵之心念。

“得传法衣”是惠能一生重要的事件,这缘于惠能所作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比较于弘忍的上首弟子,当时已是教授师的上座神秀所作“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未见本性”的偈颂而言,前者深契心性常清净的旨趣,明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道理,令弘忍大为赞赏,是夜三更,五祖弘忍密召惠能,为其演说《金刚经》并密授衣法。由于六祖惠能的根器非凡,五祖弘忍的慧眼独具,导致了惠能成为禅宗六祖、行化曹溪、大开“东山法门”,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禅宗“南宗”,并对中国传统思想、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法衣的付予标志着尚未出家的惠能已经承继了禅宗传法衣钵,得到了禅宗宗主的地位,从而成为了第六代祖师。在广州法性寺,惠能以“风幡之议”为契机,在公众面前亮相,从此一鸣惊人,一举奠定其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

唐高宗仪凤元年()正月十五日,惠能在法性寺正式出家受戒,时年三十九岁。印宗法师为之剃发并请律师授戒。唐玄宗先天二年(71)八月,惠能示寂于新州国恩寺,春秋七十有六。是年十一月,六祖惠能大师的遗体被弟子迎回曹溪宝林禅寺,即今天的南华禅寺,寺内六祖殿现供奉有六祖惠能肉身像。

唐宪宗于元和十一年()下诏追谥惠能为“大鉴禅师”;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宋太宗加谥惠能为“大鉴真空禅师”;宋仁宗时,惠能又被追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后来,宋神宗又追谥惠能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

惠能在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起到里程碑的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三《坛经》的内容与结构

《坛经》一书是六祖惠能在黄梅得法之后回到南方,于曹溪宝林寺住持期间,应韶州韦刺史的邀请,在韶州大梵寺讲堂为僧俗一千余人说法,门人对其说法内容进行的记录和整理。全书叙述了惠能学佛的缘由和行历,概括了惠能的主要思想,记载了其圆寂前对禅宗宗旨的总结,主要描述了惠能如何由一个不识文字的砍柴少年最终成为一代禅宗宗师的过程,通过这一脉络,阐明了禅宗的具体传承、南宗的禅法,以及南宗对般若、定慧、坐禅、顿渐、一行三昧、无相、无住、无念等问题的解释。

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惠能自述生平,基本反映惠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禅的主要事迹;其次是惠能弘法所说内容,即其如何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特色;最后是惠能弟子对大师的请益以及他与弟子的问答。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总结道:“惠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授无相戒’。传说由弟子法海记录,为《坛经》主体部分。这在惠能生前,应该已经成立了。等到惠能入灭,于是惠能平时所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前后的情形,有弟子集录出来,附编于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称为《坛经》。这完成了《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

《坛经》的内容历代有所增删,尤其是最后部分多为在后来流传过程中所添加的内容,多是惠能弟子和以后的禅宗门人所作,但我们认为这些是对于惠能在大梵寺所说禅法的补充、延伸和发展,是为了迎合禅宗后来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惠能后学在丰富和发展南宗禅法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积淀,也是符合禅宗基本思想内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称的惠能的《坛经》更适于称之为禅宗的《坛经》。”《坛经》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自性自度”的解脱观。

四《坛经》的版本与注疏

《坛经》自问世以来,由于其通俗易懂而得以风行天下,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经常有传抄讹误的现象发生,加之惠能门人和后学基于各种意图不断地进行修订和补充,导致《坛经》在其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日本学者石井修道曾总结了十四种《坛经》版本;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归纳了二十种《坛经》版本;杨曾文表列了近三十种《坛经》版本。柳田圣山所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收集中日两国十一个不同的版本等等。但是在众多的版本中,经过专家学者的梳理,有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郭朋认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这四个本子,其余,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

日本学者田中良昭在《坛经典籍研究概史》一文中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惠能研究》,约可以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

洪修平认为“根据我们的研究,现有《坛经》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实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因为德异本和宗宝本实际上都是属于契嵩本系统的。但由于宗宝本是明代以来的通行本,所以……仍然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本子”。

王月清在其注评的《六祖坛经》一书中认为《坛经》在流传过程中,内容不断变化,迄今异本不下十几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1.敦煌本,2.惠昕本,.契嵩本,4.德异本和曹溪原本,5.宗宝本。本文从此说,分别介绍这五个版本的概况:

1.敦煌本。

敦煌本是现存最早的《坛经》版本,由于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故而又称“法海本”。郭朋认为:比较起来,法海本《坛经》,基本上确可以说是惠能语录。敦煌写本是《坛经》版本中的主要系统之一,存世的敦煌写本共有六种:旅顺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本残片(旅本);敦煌斯坦因本(斯本);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北本);敦煌县博物馆本(敦博本);方广锠发现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残片(方本);西夏文写本残片(西夏本)。

2.惠昕本。

惠昕本分上下两卷共十一门,约一万四千余字。该本大约改编于晚唐或宋初,胡适称之为“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由于它最早发现于日本京都兴圣寺,又称“兴圣寺本”。兴圣寺的惠昕本题为《六祖坛经》,从前面的“依真小师邑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的署名可知此本的编者为晚唐(或说宋初)的惠昕和尚,并且他说明了在编纂时对《坛经》有所削删。

.契嵩本。

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一卷计十品,约两万余字,由宋代高僧契嵩改编。现存的是明代的本子,故也称“明藏本”或“曹溪原本”,从宋代工部侍郎郎简所作的《六祖坛经序》中的记载,我们知道这已经不是契嵩改编的那个本子了,为了指称明确,与其他的明藏本区别开来,我们仍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契嵩本。序中也介绍了这个本子是契嵩辛辛苦苦觅来的如实记载六祖大师言论的古本,后由工部侍郎郎简出资模印。

4.德异本和曹溪原本。

这两个本子基本上是源出于契嵩本,德异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也是一卷十品,从序言中推断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其编撰缘起为:在元代末年,僧人德异声称自己发现了《坛经》古本并着手刊印。杨曾文说:“从明代开始,被称为‘曹溪古本’的,也就是德异本。而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即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古本”,很有可能是真正的契嵩改编本,假如德异在改编时没再增删,那么这个德异本可能就是契嵩本。

5.宗宝本。

宗宝本几乎是明代以后唯一的流行本,从内容上看,也是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全本一卷十品,共计约两万多字。约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为元代光孝寺僧人宗宝改编。宗宝将三种《坛经》版本合校,编订了一个新的版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编撰者宗宝在跋文中声明他对《坛经》错讹之处进行了改正,简略之处进行了增补,还明确提到附加了惠能与弟子的问答。根据校对可以看出,宗宝对《坛经》的改动主要在:首先,将古本中四个字的章节名称改为两个字;其次,将古本第一章分为两章,将第九章、第十章合并为一章,在有些章节内,也有部分移动、分割的现象。还有就是对正文有所增加和删减。

这些改动当然引起了一些反对和批评,更由于它是明以后最流行的版本,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故而引来的抨击更加强烈。但是我们认为由于宗宝所改编的本子具有品目齐整、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文学色彩浓、可读性强等优点而导致后来流行天下,这对《坛经》深入人心和社会推广都起到了莫大的功效,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普遍认可的《坛经》版本了,本着尊重历史发展的态度,我们认为宗宝本的学术价值是巨大的。

比较这几个不同的《坛经》版本,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顺序的推近,《坛经》的字数不断在增加,从唐代的法海本有一万二千字左右到北宋的契嵩本和元代的宗宝本的二万以上的字数,时间越晚,字数越多,这说明了《坛经》在其发展流布中,被惠能门人和惠能后学不断添加增改,最终得以形成现在的面貌。这一点在惠昕和宗宝的序言中都有所交待,其实早在惠能去世后不久,就有修改或篡改《坛经》的现象出现。我们认为历代的篡改这一史实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惠能门人及惠能后学出于对禅宗发展的推动、对禅宗南宗地位提升的需要,对《坛经》进行的增改,在今天看来都是合乎情理的,是历史的必然。它们已经成为禅宗禅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另外,关于《坛经》的注疏,历来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契嵩的《法宝坛经赞》、天柱的《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的《法宝坛经节录》、李贽的《六祖法宝坛经解》、亘璇的《法宝坛经要解》、益淳的《法宝坛经肯窾》五卷、青峦的《法宝坛经讲义》一卷、丁福保的《六祖法宝坛经笺注》一册等。近年来流行的是中华书局年出版的郭朋的《坛经校释》。

五《坛经》与中国文化

“《坛经》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换期,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的本质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一份奇特的生命智慧”。确实,作为禅宗的宗经宝典的《坛经》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佛教发展内部而言,首先惠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引发了“六祖革命”,而产生的禅宗经过发展和壮大,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其次,《坛经》的思想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架构也影响重大,包括了把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把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把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把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把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即世间求解脱。

《坛经》中强调在世间求解脱的主张引发了传统佛教的人间化、生活化,并将世间法和佛法相结合、相统一。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正是遥接了这一主导思想顺势而起的。“人间佛教”即主张做人即是作佛,世间法皆是佛法,这正是与《坛经》思想相契合的,也正是《坛经》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在近代的表现。

除此之外,《坛经》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坛经》是中国佛学儒学化的代表作,它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将印度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如来等原本具有抽象本体性质的真心转变为众生当下鲜活的现实人心,建立了一个以当前现实人心为基础的心性本体论体系。《坛经》的心性论思想表明了惠能禅宗强调本自清净的自心圆满具足,其最终落实点是在自我的心性上,《坛经》中的心性问题直接导引了宋明理学的开端,启发了宋明儒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促使儒家学说在宋明时期的自我转化和自我突破,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出现一次重大转折。

在中国文化艺术方面,《坛经》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所以特别注重“意境”、“气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受佛教注重“顿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诗与禅都重视内心体验,重视启示与象征,都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另外,从历史来看,自唐代禅宗确立之后,禅就在诗歌创作中,在士人的心灵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书法可以说是中国人从最高境界落实到人伦日用、从抽象思维回归到形象世界的最直接途径和第一手段。禅与书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是一种体用关系:禅为书之体,是书法的创作源泉;书为禅之用,是禅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之一,二者的关系非常紧密。其实禅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向度的,有禅僧写书者,有书家习禅者;有艺术流派对禅宗形式上的借用和模仿,也有在书法创作品评上,与禅的审美意境和审美追求内在同构和互通,更有将禅定之意作为书家确立的书法创作心态和创作要旨。

禅宗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对中国绘画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画家常运用这样禅意的思维方式于绘画创作。另外,就绘画史而言,自唐代始,即有王维开创的文人画,王维本人潜心向佛并进一步以佛理禅趣入画,开创了中国禅意画之先河。到了明代,禅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形式上最直接的影响,其结果就是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他倡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绘画流派说。这一明显受禅宗南北宗之划分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为中国书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是一个注重形象宣传和教化功能的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为了进一步弘扬佛法,传播教义,与中国的文化艺术相结合,共同创生了宏大绚烂的佛教艺术文化。这一创造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艺术进行渗透、影响和改变的过程。

行由品第一

本品记叙了惠能大师在曹溪宝林寺时,应韶州刺史韦璩之邀于大梵寺为众生讲述自己的生平及得法因缘。通过讲述“闻经得悟”、黄梅参拜五祖等事由,暗示了南宗禅法与《金刚经》及“东山法门”的渊源。通过“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宣扬了南宗禅门的佛性理论,即“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记载了五祖弘忍欲传衣钵,命众人作偈,惠能因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颂深契五祖心意,从而三更受法,得传衣钵。五祖亲送渡江,惠能又提出了“迷时师度,悟了自度”的主张,这些都揭示了南宗禅法扫相破执、直指心源、不落阶级、顿悟成佛的特质。接着惠能遵循五祖“不宜速说”的付嘱,隐于猎人队中凡一十五载。后于广州法性寺因“风幡之议”而为世人瞩目,从此开坛说法,弘化一方。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

时:佛教经典中一开始往往有简略的序,介绍佛说法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时”即表示说法时间,并非确指。《坛经》依照佛家典籍的格式,以“时”表明六祖惠能说法时间。

宝林:即宝林寺,位于广东曲江南三十五公里曹溪山,如今称“南华寺”、“南华古寺”。南朝梁时由天竺僧智药建立。唐高宗仪凤年间(-),惠能主持弘法,学徒云集,法道大振,现存有六祖惠能肉身像。

刺史:官名。汉代设置,隋时改刺史为太守。宋时刺史与太守已无区别。清时用作“知州”的别称。这里的刺史指韶州刺史韦璩。

大梵寺:位于广东曲江。《广东通志》记载:“韶州府曲江县,报恩光孝寺,在河西。唐开元二年(),僧宗锡建,名开元寺,又更名大梵寺,为刺史韦璩请六祖说《坛经》处。宋崇宁三年(),诏诸州建崇宁寺,政和中改天宁寺。绍兴三年(11),专奉徽宗香火,赐额曰报恩光孝寺。”可知此寺为僧宗锡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年(),是刺史韦璩请六祖惠能宣说《坛经》处。

开缘说法:将说佛教教义以开导众人。

翻译:当时,惠能大师来到广东南华山宝林寺,韶州刺史韦璩与他的僚属们一道进山,请惠能大师到位于城中的大梵寺讲堂为大众演说佛法大义。

“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升座:在说法的座位上落座。

大师于说法的座位上落座,刺史及官员们三十多人,儒学学士三十多人,出家比丘、比丘尼及在家信众一千多人,都来参加盛会,大家一齐向大师行礼致敬,希望聆听大师演说佛法的精要。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善知识:指正直有德、导人正道,教众生远离恶法修行善法的人。上至佛、菩萨,下至人、天,不论以何种姿态出现,凡能引导众生舍恶修善、入佛道者,均可称为“善知识”。教导邪道之人称为“恶知识”。善知识可以用来称呼出家僧人,也可用来称呼未出家的僧人,也可以用来称呼未出家的佛教徒。

菩提:意译“觉”、“智”等。断绝世间烦恼而达到涅槃智慧可通称“菩提”。菩提为佛教的根本理念。佛教主要即在说明菩提之内容,及证取菩提的实践的实践修行方法。佛教的礼拜对象,即为获得菩提的觉者,即佛陀。

但用此心,直了佛:禅宗认为人心先天就蕴涵着佛教的全部道理,是本来具足的,只要如实的运用此心,本来呈现,就能直接成就佛道。

大师告诉众人说:“善知识们,人心先天具有成佛的觉悟本性,本来清净没有污染,只要用这个清净的本心,就可以直接开悟成佛。各位善知识们,请先听听我讲述我求法得道的因缘和经历!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范阳:地名。唐代置郡,如今的北京大兴、宛平一带。

岭南:指五岭以南广大地区,约是如今广东一带。

新州:如今广东新兴。

南海:如今属广东佛山一带。

诵经:指诵读佛教经典,此为功德。

开悟:开启了人心本有的佛教智慧,觉悟了佛教根本的教义教理。

《金刚经》: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译出,一卷。卷末四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务都是空幻不实,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是对现实世界不执着、不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浩瀚,也不失之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蕲州黄梅县东禅寺:蕲州指如今的湖北蕲春。黄梅县是如今湖北黄梅西北区。东禅寺位于湖北黄梅西南。《湖广通志》记载:“黄州府黄梅县,东禅寺在黄梅县西南一里。”又称“莲花寺”、“东渐寺”。为禅宗五祖弘忍之道场,当时门下僧众达七百余人。五祖于该寺半夜密传衣钵于六祖惠能。寺内尚存六祖当年坠腰石等遗迹。

五祖忍大师:即中国禅宗五祖弘忍。弘忍(-),唐代僧人,湖北黄梅人,俗姓周。七岁从四祖道信出家,得其心传。道信入寂后继承师席,在黄梅双峰山的东面冯茂山建东山寺,弘忍发扬禅风,以悟彻心性之本源为旨,守心为参学之要。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唐高宗上元二年()示寂(即于传法后四年),世寿七十四。敕号“大满禅师”。弘忍门下甚众,著名弟子有神秀、惠能等。弘忍将禅贯彻到日常生活,认为行住坐卧都是成佛的行为和活动。主化:即主持教化。

见性:即指“识性”,指彻见自心之佛性,为禅家之语。

宿昔有缘:前世结下的缘分。

“我惠能的父亲,原籍范阳,后来因事遭贬被流放到岭南地区,从而成为新州的普通百姓。惠能自幼不幸,父亲很早离开人世,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后来又迁移到南海这地方,由于家境贫寒,惠能只得每日进山打柴,担到集市卖掉,以此维持生计,勉强度日。有一天,有一位客人买了惠能的柴,并让送至客房,送达后,客人收了柴,惠能得到钱,刚走到门外,就见到一位客人正在诵读佛经,惠能一听客人所诵的经文,心中立刻顿然开悟。就请教这位客人所诵的是什么经典,客人告之是《金刚经》。惠能又问客人从什么地方来,如何获得这部经典?

客人说,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五祖弘忍大师在那里主持并弘扬佛法教化众生,门下弟子达一千多人。我到东禅寺拜谒五祖弘忍大师,并听闻领授了这部佛经。弘忍大师常常劝诫僧人和在俗的人,指示只要依《金刚经》所讲的修行,就能自己识见自心佛性,直接了悟成佛。惠能听了客人的这番话,觉得自己与佛法宿世有缘,正好承蒙一位客人取了十两银子给他,嘱咐他用来安顿老母,充当其衣食生活之所需,然后去黄梅县东禅寺,参拜五祖大师。”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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