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了法兰克福机场内的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时我才发现机舱内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其中大部分也都是中国人。我坐在窗户边，这正合乎我的心愿，我可以在那安静地渡过十个小时。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只见偌大的停机坪上，飞机在不断的降落和起飞。
飞机的发动机起动了，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不久飞机就冲出了跑道，升到白云之上的蓝天，机场的灯火也逐渐淡去。从飞机上隐约可见德意志大地的地貌，她的山峦，她的河流，以及在山水之间的城镇。这是一片绿色的土地，人们似乎就庇护在森林之中。飞机一直朝东飞去。在那远方就是我的故乡，我近七年没见的祖国。
到了夜晚，可以看到天空中孤寂的星星，它们离我还是那么的遥远。也可以看到大地上的城镇的灯火，它们仿佛烛光在黑暗中闪烁。在经过欧亚地带时，飞机下面只是黑压压的一片。由于时差的关系，我虽然很疲倦但也睡不着。金发碧眼的空姐送来了饮料，我要了一杯白兰地，在那里独自品尝。我不愿再想我在德国的经历，我只是在想我离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北京，武汉和家乡是什么样子，母亲，家人和亲朋好友是什么面容。说实话我有些想不出。
飞机终于进入了中国西部的领空。窗口下面已看不到任何绿色，全是光秃秃的山峦的黑色，裸露的土地的*色和大雪覆盖的白色。这深深地触动了我。那绿色究竟是怎样消失的呢？飞机快到了北京地区。我看到了十三陵，那里偶尔能见一些绿色的树木。但在北京机场上空，我只能看到一片*色的土地和灰色的建筑群。
下了飞机，我的大学同窗好友胡孝汉在出口接我。我们驱车上了首都机场路，路过六公坟时，看到了路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它是我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几栋灰蒙蒙的建筑没有一点生机，但它是中国思想的摇篮之一。我们到了市区，感到北京的变化很大。马路边矗立了许多高大建筑，而马路上飞驰着许多进口的汽车，来往的人们的衣着打扮也显得丰富多彩。
我们到了城西的胡孝汉的家，把我的箱包寄放在他家里，然后我就去找旅馆投宿。但在春节前夕进京的人很多，旅馆压根就没有空余的床位。后来我好不容易住进了宣武门内大街的一家招待所内的地下室里。安顿之后，我便在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饭。好久没有吃到地道的中国菜了，今天我要满足我的渴望。我要了一份烧鱼和两瓶啤酒，开始狼吞虎咽，如同一条饿狼。
胡孝汉把我回国的消息通知了在京的大学同学，并约好了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为我接风。老同学多年不见自然非常愉快。我们谈得兴高采烈，不时爆发出笑声。大家天南地北，东扯西拉。但我有是感到有些困惑，就是他们口中经常重复的一些语词，让我不解其意。
我有几次提出我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便开始嘲笑我，说我老外了。然后他们就如同跟小学生上课一样，给我慢慢地讲解，听完后我才恍然大悟，发现原来如此。我也不禁拍案叫绝。我深深地感到，这七年国家不仅在外在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内在方面也产生了一场无声的革命。人们更自由了，更开放了。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正在形成。
因为在春节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停止办公，所以我必须在北京滞留一段时间，等待和哲学所的所长见面，商量我的工作安排事宜。我便给家里发去了电报，说我只可能在正月十五左右回家。这样我回国的第一个春节便在北京和胡孝汉的家人一起过了。他的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准备了一大桌菜。我们相互敬酒并祝来年好运。
我还特别向胡孝汉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七年来，他几乎成为了我在国内的代理。我与国内的许多不便处理的事情都是委托他在办理，他为我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到了夜晚十二点，我才告别胡孝汉回到我所住的旅馆。马路上灯火辉煌但非常安静，没有鞭炮声。人只是能听到很远的地方，鞭炮爆炸之后在空中传来的余音。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我除了和同学见面外就是在马路上闲逛。冬日的北京虽阳光灿烂，但寒风刺骨。灰蒙蒙的天空和凋零的树木使我这个南方人总感到缺少了点什么。不过漫步在北京宽阔笔直的大街上，人的心情特别开朗。我觉得它比柏林，巴黎和罗马更为雄伟壮观，具有大都市的气派。
在长安大街以及其它街道两旁，新盖了不少高大建筑，除了少数使人想起它是经过设计之外，大多数只能使人意识到它不过是水泥钢筋的混合物。尤其是北京西客站和东安市场的建筑都是些不伦不类的怪物。它们如同那些爆发户一样，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只好把人们觉得最珍贵的东西都装饰在自己身上，因此让人恶心。
回到北京，我最想看的算天安门附近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这是因为她们所收藏的文物能展示出中国五千年来的生存史和心灵史。看到那些我们的祖宗留下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我深深地激动了。我们中国人曾经是多么的伟大。但我也不禁想起我在柏林，巴黎和罗马所看到的西方的博物馆，它们又是如此地不同。中西两个民族虽同居在一个地球上，但他们却建立了两个完全相异的世界。
中国人生活在自然的宇宙里，而西方人却居住在神灵的王国中。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人神同在。当然在我们所处的今天，上帝死了，天也塌了。往日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当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出来后，一个人徜徉在天安门广场。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十分沉重的使命，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道路。
春节的假期终于过去了，我和哲学所的所长约好了到他的办公室里见面。我坐地铁到建国门下车，走出通道一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的屋顶上全是巨幅的广告牌，写着东亚某国的著名公司的名字。我突然有些失望。难道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的象牙塔吗？
我心里有些别扭。在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旁的柏林大学也没有挂任何一个广告牌呢！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猛，它开始吞没一切地盘，包括那些不属于它的地盘。我带着一种十分沉重的心情走进了大楼。我想如果我将来在此工作并有说话的权力的话，那么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这有辱斯文的广告牌，还学术思想研究一片清静之地。
我和哲学所的所长在所办公室里见了面。他说，通过了解，他认为我在*治和学术和其他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里非常欢迎我前来工作，并将马上给武汉大学发出调令。但我还必须回武汉大学劝说他们，把档案和户口转到北京。说完所长就吩咐人事处的人员，具体操办我的事情。这样哲学所的工作就算告了一段落。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系列学术专著“国学五书”(《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发行）。本文图片来源网络，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