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2月24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凡章文化主办的“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最后一个匈奴（30周年纪念版）》暨‘高建群全集’（第二、第三辑）发布会”在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成功举办。
作家路遥生前一再提醒，让大家注意作家高建群，说他是一个很大的谜。他曾与陈忠实、贾平凹被誉为陕西文坛“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其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是中国新时期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长篇小说《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大平原》及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穿越绝地》《惊鸿一瞥——作家高建群眼中的西部》等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评论界认为，高建群的作品具有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其人也最具有文坛骑士的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
季风文字整理高建群供图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编辑）
对话嘉宾：高建群（当代著名作家）
嘉宾简介：
高建群，年农历腊月二十七出生于西安市临潼区高村。国家一级作家，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画家、文化学者，被誉为当代文坛难得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的写作者，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历任陕西省文联第四届、第五届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
其代表作有《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我的菩提树》等。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在北京研讨会上引发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现象，并被改编为35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在央视八套热播。《大平原》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名列长篇小说榜首；《统万城》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优秀图书奖，名列长篇小说榜首，其英文版获加拿大大雅风文学奖。高建群也是第一个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演讲的内地作家。
高建群图书发布会现场。
季风：您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是什么？“父子成仇”多为皇室贵族的家庭父子关系，历史上最著名的有晋献公和申生、唐高祖和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希腊神话的克洛诺斯和宙斯；民间也有“男儿十二夺父志”的说法，都是演绎父子间权威性更替以及激烈矛盾不相容的。您说过自己在儿童时期极度缺少玩具，曾捡了父亲的汽油打火机当玩具，结果父亲误以为是您偷拿的，您还挨了狠狠的一记耳光。您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情结，您怎么理解他？
高建群：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占据了绝大多数，父亲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畏惧。我对父亲始终怀有深深的畏惧感，这种感觉妨碍了我每一次走近他。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对于父亲的恐惧支配了我的整个童年。我母亲原本是河南人，是逃难来到陕西黄龙山的，那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黄龙山荒垦区闹传染病，很多人都死了，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活下来了，6岁的她成了高家的童养媳。她长大后和我父亲完婚不久，革命队伍路过门口，父亲放下放羊鞭就去参军了。我出生后没有见过父亲，直到几年后他回来，那时他已经是陕北一个县的团县委书记了。
父亲追求革命进步，嫌弃和母亲的婚姻是那个年代包办的。他还写了一纸休书给我的文盲母亲，要和她离婚。母亲抱着我、拖着姐姐回到河南，但是那边关系最近的亲人都死了，无依无靠的她不得不又回到陕西的家里。爷爷带着母亲去找父亲，在父亲的宿舍里罚他跪了一夜，彻底粉碎了父亲追求自由恋爱婚姻的革命进步。
父亲一生几乎都待在工作岗位上。如果将工作和家庭作为选项，父亲一定会选择工作。我退伍后去延安看望父亲，那时他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南泥湾区委书记，刚从农村考察回来，二人对视，还没说上一句话，他就急匆匆地坐车下乡指导救灾工作去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在他生前一直很微妙。在他逝世后很久，我才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对于父亲的感情，我在以前的作品中也有过表达。
季风：您和已故作家路遥生前也是好朋友，有很多话题都绕不过他，请您评价一下对他的印象。
高建群：年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时，找我到黄陵店头煤矿体验生活。我帮他联系了一家矿主，下井前我们还与矿主一家人合了影。天很冷，路遥身上的大衣也是矿主借给他穿的。路遥是天才作家，一个天才的出现，对社会来说是大幸，对家人来说倒也未必。路遥去世前几年就生了肝病，他找了个老中医偷偷吃药，不让人知道自己有病。年8月，他把住房装修好，在没有家具的地板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来延安，但他刚下火车就起不来了。别人联系朋友把医院。我去陪他时，我们谈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在叙述过去的友情。他说疾病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天下人都是他的朋友。这句话等于向过去他伤过的人道歉，也包括我。路遥去世后，我在悼念文章中将这话说给了所有的人。
季风：我和他没有交集过，我学习写作时，他的社会知名度已经达到了顶峰。在您的印象里，他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高建群：路遥个头不高，圆脸，褐色的瞳仁很小，眼睛经常眯着，后来戴了宽腿的茶色眼镜。他和大多数陕北人一样，鼻孔、耳朵里有蜷曲的毛发长出，也是罗圈腿，内罗圈让他脚下的皮鞋底朝里翻着。在招待所时，他习惯用卫生纸蘸水擦皮鞋。他走路时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头和身体的姿势朝前戳着。他刚写完《人生》，书包里装着一摞手稿，忽闪忽闪地向我走来打招呼。路遥在西安城里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但始终没有融入，他说总担心晚上睡着了被一群人抬着扔出城去。
《人生》中高加林的原型是他的弟弟，路遥给改名为王天乐。我父亲要了一个招工指标，给了他去到铜川煤矿挖煤，几年以后，路遥想把弟弟调到延安日报社，于是我拿着路遥的信跑了几个月，才办妥此事，主要还是路遥当时的影响力，我只是跑腿办事的。路遥又找人把弟弟调到了陕西日报社。他也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去世前获得过中国最高新闻奖。我知道他们兄弟俩太多的事，只是拣一点旧事来说。
季风：那真是令人怀念的时代，路遥的生活及工作态度让人唏嘘感怀。您走上文学之路似乎也有很多的传奇色彩？
高建群：去年我在两万两千公里“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行程中，路经额尔齐斯河的时候，我热泪盈眶。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其实已经死亡于当年，死亡于那座碉堡，回来的只是躯体，而灵魂，它这么些年来一直在中亚大地上漂泊。
五十年前，我是边防部队的一名火箭筒射手。那时处在战备状态，我每天都特别警惕，夜里加强岗哨。但孤寂中的浪漫主义情绪作祟，我也学着写点东西。政治部的首长来边界视察时，大雪封路，他在边防站住了半个月。我是第一班哨，从晚上11点到12点半。下了哨回到营房，我在火炉前把失去知觉的腿脚烤暖和，手在膝盖上摩挲着让它变得灵活，才趴在桌上，在“瞭望登记本”上记录在哨时的边界情况。写完后，便再写诗。这时门被推开，那位首长和他的干事走了进来。他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诗，他执意要看，我说誊清了给他看，可他推开了我的手，拿起小本子翻了翻，就招呼随行的干事带走。这就是后来标题叫《边防线上》的组诗，发表在年的《解放军文艺》八月号上。如今，我有几十部著作出版，可以用一句话调侃，叫文学整个地将我的一生吞没了。
当年“白房子”边防站的士兵高建群
季风：一种特别凶险的状态，竟然促生了一个年轻诗人的成长。好像很多作家、诗人都有从军的经历，人类文明历史上思想闪耀的群星中，有高适、陆游、辛弃疾等著名文人，也包括国外从士兵、下级军官成为伟大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您好像是极少数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在部队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
高建群：我清楚地记得，年12月14日中午，我在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了崭新的绿军装，但还没有徽章和领章。我们16号从临潼县到西安火车站集中，老家的多名农家子弟集体挤在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火车一路朝北开了好多天后，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下车，改乘汽车时再分为两拨，一拨前往中蒙边界，一拨前往中苏边界。我去的是中苏边界。漆黑的夜晚里，中苏边界界河对面的照明弹、穿甲弹、信号弹特别光亮。
我那时在凶险、与世隔绝的边防站上当兵快三年了，也写了不少的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冬天里的童话。
季风：作品发表后，您一下变得很有名气，但您依旧行事低调，我想您的内心肯定很骄傲吧？
高建群：我接到杂志时已经是10月初了。在9月9日发生了一件大事，我那天正带领班里的战士种菜，一个合阳兵骑着马跑来报告，让赶快回边防站，立即钻地道，准备打仗，因为毛主席逝世了。全站人员都剃成光头，穿着皮大衣，钻进水泥工事里。我们把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点零用钱，包成一个包裹放进营房的储藏室里。包裹上写下了家乡地址和自己的姓名。一旦阵亡，这个包裹将由别人寄走。给毛主席开追悼会的那天，全部战士一个挨一个，顺着地道站了一里多长。一台小发电机在抖动着发电，隔一段有一个灰黄的电灯泡，收音机里播放着哀乐。炊事员穿着滴水的雨衣进来送饭，说兵团的邮递员骑着马在围墙外喊着我的名字。我走出地道，翻过沙包，接过邮递员从邮包里拿出来的杂志。除了杂志，还装了几沓稿纸，还有一个解放军文艺社的采访本。杂志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手才寄到边防站，路途中又重新包了起来，用绳子结实地捆着。
这是我的习作第一次变成作品发表的经过，大家说这叫“处女作”。这个意外鼓励、蛊惑了我。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傻乎乎地热爱写作，直到现在。
边防线上，故地重游的高建群
季风：“一人入伍，全家光荣”，今年的新兵报名开始了，有很多适龄的年轻人主动报了名。其中有本、专科毕业生，也有研究生，还有初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有的刚年满十八岁就响应祖国召唤迅速入列，马上要投身在绿色军营里。您能以老兵的身份，给这些未来的年轻士兵说下您当年当兵的经历吗？
高建群：我们当时也是义务兵，当兵三年或四年，提干不了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尤其是农村兵，重新回到乡村去。我在年的4月10日离开了队伍。从进站驻守到离开，有四年半的时间，我得到的供养费不到元。第一年津贴费是每月11元，第二年是每月12元，第三年是每月13元，第四年是每月15元，第五年是每月20元。复员时，复员费是60元。再就是医疗补助80元。这就是我当兵时得到的全部国家供养费。其中包括我在巡逻时从马上摔下来磕掉了一颗门牙，这个补助了40元。我还患有关节炎，每次凉气蹿到腰上，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慢性病可以拿80元的医疗补助费。不过我的关节炎到了内地后不治自愈，但当晚境渐来以后，它又重新发作，而且异常严重。和我当时一起当兵的多名退伍士兵的身体状况都差不多。有些人甚至还不如我，因为生活在农村，条件更差一些。
季风：战友情深，胜过兄弟，您和老战友还有联系吗？推算一下也都年过七旬，早已是白发老翁，英雄暮年，是否还在畅谈当年劫后余生后，感受到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幸福？
高建群：今天下午，我和新疆战友——后转业到哈巴河县政协担任书记的陈新才以及喀纳斯湖的康剑通了电话和
西安城里的我们几个，以前聚会的地方在老侯的烤肉摊。那年听到中俄和中哈重新勘界、划界、定桩，我们驻守的55.5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划归中方成为永久领土时，我们喝着烧酒庆祝。战友老段说：“如果那场中苏战争爆发，此刻我们都会躺在一个烈士陵园里。”这句话让我双目潮湿。老侯当年是炊事员，转业回来在工厂当工人，工厂破产后，老侯就在工厂门口摆了个烤肉摊。我给他写了一个“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的牌子，挂在道旁的树上。聚会中，老段说民政部门给尚且健在的农民户籍的边防老兵，每人每月补助一百块钱！钱虽不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这是对老兵的一种尊重！
我们常常相约重返当年驻守的边防站，但是他们都没有回去过，倒是我以前常常回去。用他们的话说是我的腿长。他们把重返的事看得很庄严、很沉重，不停地约，还要成立一个团，但这样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还没有成行。
季风：您说家族中有许多传奇人物，都主动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您听。您的小说也充满了沧桑的真实感，似乎很少有虚构的成分？
高建群：黄龙县人民政府说要在我母亲当年居住的地方，为我建一个文学纪念馆。实际叫“白土窑”的村子，早在新农村改造中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大村里。母亲住过的地方，也变成一片玉米田了。我说，为我建文学馆就算了吧，希望能将“白土窑”村子保留下来，变成“黄河花园口决口河南省扶沟县难民逃荒纪念馆”，在公路边竖一个雕塑群，再现当年那些挑担子、推小车的河南花园口难民逃荒的情景。
老窑洞的窑畔底下，还有三棵老梨树。据说是我爷爷当年栽的。我还从树上摘了些梨，拿回去给母亲吃，但那梨太难吃了。当地人说这叫“牛眼梨”。畔上还有一个碾盘。畔顶上不远处的涝池旁，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母亲说，这碾盘她记得，大柳树她也记得，她生下的儿子为什么这么聪明，就是她怀我时自己到神树下讨水喝的缘故。
我每年在自己生日的那天都会送母亲一个红包，感谢她为我到人世上疼过一回。现在生孩子的条件好多了，往医院里一住，有专业的人员助产。70年前在农村生孩子可是一件难事，有的孩子生在了田地里，女人正劳动着，就在地里生了。有些甚至生在了茅坑里。我是生在土炕上的，是那种用土坯砌的，冬天能在炕洞烧热的大炕。用母亲的话说，是天刚麻麻黑，还在喝汤的时候，我婆把剪刀在油灯火上烤了一下，直接剪掉了我的脐带，母亲面无血色，说听到哭声，她欣慰地笑了，说：“我又一个讨债鬼来了！”
我60岁那年的春天，孙女也出生了。她生在羊年，是一个羊宝宝。这总让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像韭菜割过一茬又长一茬。羊年是好年，老百姓一直有“羊马年，广收田”的说法。
季风：您认为“长篇写作是生一场大病，散文写作只是一场感冒而已”，是真的吗？
高建群：我一直把写“大部头”小说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也会在写长篇之余，写一写散文，大家还都说不错。《你我皆有来历》是第九本散文。我理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他的作品是蘸着自己的血写的。以前陕北高原在逢年过节时会抬着猪羊、扭着秧歌去拜祭山神庙，把这叫“献牲”。作家的写作就是把自己当祭品为缪斯献上。我在写作《最后一个匈奴》时，就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差一点回不到地面上了。在写作《大平原》后中风，又住了21天医院。相比之下，写散文轻松很多。
季风：您一直保留着整齐的手稿，仍然坚持手写的习惯进行创作，是吗？
高建群：为了习惯，我一直坚持不用“键盘写作”，贾平凹先生也是这样。我们都能留下一堆被当成文献的手稿。但我不拒绝新潮时尚的新技术。我写小说时还是手写，用蘸水笔蘸着墨水写，我总感到键盘上的字是公共情人，站到街上谁招手就和谁走。我没有学会电脑，但我还是羡慕能轻松打字的人。儿子给我装了个手写板，尽管是高科技，但也还是用手写的。我还学会了发短信和微博。朋友给我建了“高看一眼”工作室，有多个群友，每天看我在上面胡说八道。
季风：世界上有一种情，穿越千年也不老，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突然袭上人的心头。元代曲作家马致远写过“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正是乡愁的感觉让游子心中牵挂。家乡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分量很重，您和家乡的牵连千丝万缕，听说您建过校、修过路，包括疫情肆虐时，您带头捐钱捐物，并鼓励族人乡人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高建群：年让我们学会不哭。我的出生地高村是一个自然村，全村有多口人。那几天因为疫情一下子有3个人走了。都是高龄，有基础病。离世者一位70岁，我叫他叔；另一位80岁，我叫他哥；还有一位90岁，我叫她六婆。邻村有0多口人，据说此次离世了36个人。亲戚患病时，我基本上都会回去探望。离世的，我接到消息也会回去祭拜。
健在的老兵合影，高建群被战友簇拥在前排居中位置坐着
死亡和新生，又是对应的，一个是人生的起点，另一个是人生的终点。我的孙女那年出生的时候，看到新生的孩子是那么的弱小，我决定也写一本那样的书，当她在丛林中形单影只、茫然四顾时；当她生平中遇到难事翻不过去的坎儿时，她打开这本书，可以在里面寻找智慧，寻找自保和自救的方法。这本书会告诉她，在她出生前，这个世界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事情，出现过哪些值得记忆、尊重、香火敬奉的人物。
小而言之，书是为孩子写的，是为我们有古老姓氏的家族子嗣写的；大而言之，是为这个民族写的，为正在行进中的国家写的。
我真挚地希望这个国家好，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祖邦，地底下埋葬着我们的祖先，乡间道路上行走着的是我们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