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她们都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
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二十四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画成图像，她们自然也就辨认不出了。直到我上小学，家里上两代人的这个困惑才算解除，“皇历”也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利用。
真的，不要小看小学生。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里，出个小学生，就算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洋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就找到了我，叫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其中包括本人遇到什么困难，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活动，将要怎么办等等的内容。那时我顶多不到三年级，怎么写得了!但老郝叔鼓励我：“你照我说的写，他们都懂。”
我于是拿了毛笔、墨盒伏在老郝叔的炕上他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面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会儿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著诸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了的呢!
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的好文章，我现在竟一句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二
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依我看，总是靠熏陶渐染逐步养成的，这就需要一个稍微好些的文化环境。我的家庭和所住的杂院，教给了我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就培养读书习惯而言，那不能说是好的文化环境。我正经上学只念到初中，且功课不好。虽然读了《苦儿努力记》，也没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道稍微繁难的算术题，我憋住了，能找谁去?杂院里是没有这样的老师的。我后来所以还喜欢读点书，全靠我幸运地遇到了校内外的许多良师益友。
开始叫我接近了文艺的是孔德小学的老师们。
有一次，一位眼睛近视得很厉害而又不戴眼镜的老师，把我们几个同学招呼到他的宿舍里去，给我们诵读《罪恶的黑手》。他屋里哪儿都是书，光线显得很暗，所以他需要把诗集贴近鼻尖才能读得出。他的声音不洪亮，也无手势，读得很慢，却很动人。长大以后，我再没去读这首诗，然而它给我的印象，却始终留在脑海里。这位老师不久就不见了。当时，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兴致叫几个孩子去听这首诗呢?我至今也不明白。每当路过孔德旧址，我还常常想起他来，我总觉得他或者是一位诗人，或者是一位革命者，老幻想着有一天会碰上他。
还有一位美术老师，是卫天霖先生。他是一位大画家，可是那时我们却全然不懂他的价值。
孔德学校有一间美术教室，小学部、中学部共用，无论大小学生一律要站在画架子前上美术课。先是铅笔画，铅笔要“6B”的，还要带上橡皮。后是学用炭条作画，炭条消耗大，向家里要钱时，已从大人的脸上窥出几分难色；待知道了擦炭笔画不能用橡皮而必须用烤过的面包时，我便不敢再回家去说了。记不清是我个人没学着炭笔画，还是卫先生更换了教法，反正是这个阶段不长，后来就改学画水彩不管我是否买得起炭条和面包，但卫先生这种在一两年内，多种画法都叫孩子们尝试一遍的做法，我是拥护的。
卫先生还有一种教法，我们当时也很喜欢。开始是静物写生，画小瓶小罐之类。过了一阵以后，又叫我们到户外去，先画校园里头，后来就去东华门外的筒子河。孩子们对跑出去画画快活无比。我们画，卫先生跟着看，他也好像很高兴。
一次写生，我画的地方前边是许多槐树，后边是一排矮松，再往后则是满墙的爬山虎。当时只知道看见的都要画上，哪里懂虚、实、疏、密这许多深奥的道理!结果，我的画画满了绿树、绿蔓、绿叶、绿茎，简直是绿得不可开交，一塌糊涂。
谁知这时候卫先生正站在我身后看，我扭头看见他，笑了；他看着我和我的那幅绿色作品，也笑了，而且还称赞了我。到底是称赞我的什么呢?是有几处画得好?还是勇气可嘉，什么都敢画?或者根本就不是称赞，只是一种对于失败者的无可奈何的安慰?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反正是被老师夸了，就觉得了不起，就还要画。
此后，我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延续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对于卫天霖先生，我并不是为写这篇文章才想起他来的。时间还要早十来年。那时，首都剧场附近有一阵颇贴了一些所谓“揭露”卫先生“罪状”的印刷品。大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都学会了一种本事，就是能够在通篇辱骂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人的真价值来。我也正是从那些印刷品里才知道，原来第一个引导我接近了艺术的竟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我不禁骄傲了。
前两年，美术馆举办了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我在先生的自画像前，伫立了许久。他并没有把自己画得如何的色彩斑斓，还是他教我们时那样的平凡。我不知道美术界里对他是怎样评价，我只觉得他曾是一位默默的播种者，他曾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了美的种子。而美育，我以为，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三
从十五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
我上学是由本家供给的。那时祖母已殁，只剩下母亲和我。本家们有的给我们些钱，贴补吃喝；有的给我们间房住；有的灵活些，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缺吃的了，到他家去，添两双筷子总还可以；而有一家就是专门供我一年两次的学费。十五岁以前，我受到的就是这么一种“集体培养”。但是，就在那年的冬天，这位本家来到母亲和我的屋里。
“干什么呢?”他问。
“温书，准备寒假考试。”我答。
“别考了。现在大伙都不富裕，你也不小了，出去找点事做吧。”
我沉默了，母亲也无言。吃人嘴短，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合上了笔记本和书，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找点事做”，那时很难。先要买些“履历片”回来填写，写好后再托本家、亲戚四面八方找门路，呈送上去。回音，大都是没有的，但是要等待。母子两个茫茫然地等着，等着一个谁也不愿多想的茫茫然的未来。
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间，便挟个包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裹儿”，计：棒子面一斤，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
当得无可再当了，便去押“小押”。那是比当铺更低一等，因此也是更加苛酷的买卖。他们为“方便”穷人计，可以不收实物，拿了当铺的“当票”就能押。押得无可再押了，仍旧有办法，就是找“打小鼓的”把“押票”再卖掉。卖，就更“方便”了。每天胡同里清脆的小鼓声不绝如缕，叫来就可以交易。一当二押三卖，手续虽不繁难，我和母亲的一间小屋里可就渐渐地显露出空旷来，与老郝叔的家日益接近。
四
或者我是个侥幸者，或者生活本来就是由许多的“偶然”所铸成。辍学以后，在过着“一当二押三卖”的日子里，我居然进入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辅仁大学中文系，当了一阵子一文不花的大学生。
那是由于有几位好友，和我们住得邻近，他们比我年纪大些，都是那所高等学府的学生。他们同情我的境遇，于是就夹带着我混进了辅仁大学。事是好事，但头一天我一进校门，就觉出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起来，眼睛只敢看地板，看楼梯。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才进了教室。教室里学生们大部已经就座，只有我兀立一旁，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紧张。我真想掉头归去，回到我的家，回到我或当或押或卖的“自由”的生活中去。
我的热心的好友走去找他的几个同学，只见他们嘁嘁喳喳了一阵以后，就指着一个空位子告诉我：“你今天先坐这儿吧。”我于是坐下。心想，我明天坐哪儿呢?果然，第二天我就更换了一个地方。此后天天如是，先是我浑身不自在地进入教室，他们则照例要嘁嘁喳喳一阵，而后为我指出一个安身的所在。
尽管是这样，然而听课还是令我神往。现在记得起的是一位孙教授讲秦少游，一位顾教授讲辛弃疾。从他们精到的讲解里，叫我领略出这些大词人的妙处：他们能在婉约近人的文字中抒发出忧国、爱国的深情以至豪情来。多么美呀，多么精巧啊，我们祖国的语言!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只要你调度得当，它就能把你心里的最细微的情绪表达出来!
听课虽然有趣而令人神往，但内心的恐惧却不容易消除。日久天长，我才明白，高等学府里的教授们是不管点名的。学生们都有固定的位子，点名的人只能在窗外，看位子空着的便画“旷课”，位子上只要坐着人，不管是谁，他便画“到”。我之所以能坐上位子，而位子又须每天更换，就是由于每天总免不了有人旷课的缘故。但在当时，我于听课神往之余，心里总不免于忐忑，谁知道那些花了钱的学子什么时候会突然闯进教室把我撵走呢?因此，我那时常生做贼之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偷窃知识的人。
此后，靠朋友们的帮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而我的同事们，比起我的年龄来，翻一番的寥寥可数，多数都是翻了两番以上的老头子们。他们同我无话可讲，我也只能报之以沉默。虽然有了职业，但并不足以糊口，前途依旧茫然。只是偶然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的招生广告里，我又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在我做事的地方附近，有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广告上说那里要办一个法文研究班，每周晚上开两堂法语课。一个“汉学”，一个“法语”，再加上是个夜校，这对我简直是个天赐的机缘。于是我去报名了。经过口试，我说了我对“汉学”和“语言”的兴趣，很快便通知我被录取了。从此，我又进入了另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
这个夜校简直是一座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头一年照例是从字母念起，学些简单的对话和短文。第二年选文里可就出现了莫里哀和雨果。依次读下去，到了最后的一年，就读到了19世纪末的散文和诗。教授讲得津津有味，学生们也听得入神。以至于在上课时，我竟仿佛觉得自己已近“雅人”。但是，在课前和课后，我却不能不继续过我的“俗人”的生活。
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把窝头带进法兰西文学的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生炉火的。
到了冬天，暖气烤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幸好，“殿堂”之外的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了使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着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把窝头掰为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的，使我感到了棒子面原有的香甜。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诗情。
下课以后，又需步行回家。天高夜冷，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足音。且走且诵，路成了我最好的温课的地方。早晨上班也一样，将生字写在小纸片上，看一眼就可以背一会子，也发生不了什么交通事故。据我那时的经验，从西单走到东四，少说可以背下四五个单词来。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衷心地喜欢这两句话，读起来总感到亲切。我庆幸自己在那样恶劣的*治制度下竟遇上那么多好的老师和好的朋友，他们为我启蒙，教我知道书这种东西的宝贵，使我没有胡乱地生长。
含蓄是艺术的本性，没有含蓄，就没有艺术。——于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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